有人问，辛亥革命时期，为什么清廷没有血战到底，而是选择和平退位？因为他们怕了。

1912年2月12日，养心殿里，隆裕太后按下了那枚印章。

北京的冬天还没过，宫里的太监宫女依旧进进出出，六岁的溥仪坐在椅子上，听不懂大人们在絮叨什么。两百七十六年的大清朝，在这个安静得有些奇怪的上午，收了摊。

既没有殊死一战，也没有死守皇城的豪言。

清廷就这么退了，而且退得相当彻底。要说为什么，得从武昌那一夜说起。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夜间。这场起义能成功，革命党人多年的经营是一方面，对面的反应同样功不可没。

湖广总督瑞澂在得知兵变消息的当夜，从督署后门悄悄上了炮舰，顺着长江跑了。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弃城，守军群龙无首，起义军当夜便控制了武昌城。

此后一个多月，北京朝廷接到的消息一条比一条糟。

湖南、陕西、山西相继宣布独立，江西、云南、贵州随后跟上，浙江、江苏、广东也没有例外。

到1911年11月底，全国二十二个省，已有十四五个脱离了清廷的管辖。剩下还听话的，就是北方几个省和东三省，地盘缩水到让人几乎认不出这还是那个大清。

朝廷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袁世凯请出来。

袁世凯在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打发回老家，在河南彰德赋闲了三年。载沣恨袁世凯，恨他势力太大，大到让整个皇室不安心。

可1911年的形势由不得载沣再计较这些了，满朝文武能拿出来打仗的，只有袁世凯的北洋军。

袁世凯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随即又做了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南下，在汉口、汉阳与革命军打了几场硬仗，把这两镇夺了回来。

随后，袁世凯让部队停在汉阳，不再南进，不去打对岸的武昌。

北洋军打不打得下武昌？打得下来。但袁世凯停了，他心里另有算盘。

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干秘密渠道的往来。南方那边清楚，革命军以现有实力，正面硬碰北洋军没有胜算。

袁世凯清楚，替清廷平了乱，自己的政治前途未必更好。两边都看明白了，能决定这局棋走向的人，就是他袁世凯一个。

1911年12月，南北和谈在上海开场。

北方代表唐绍仪，南方代表伍廷芳，双方坐下来谈的核心只有一件事：清帝退位，条件是什么。

袁世凯在两边斡旋，对南方承诺推动退位，对清廷保证皇室安置得当。这套操作，最终把一场可能极为惨烈的内战，引向了谈判桌上。

清廷手里其实没有真正的牌。

八旗兵曾经是满洲入关的主力，那是1644年的事了。

到了1911年，这支军队腐化了将近三百年，大部分旗人靠旗饷过活，上战场早就是另一回事。

绿营同样废了。清廷真正能用的军事力量，从镇压太平天国开始，就已经转移到各地汉人将领手里。

曾国藩、李鸿章留下的那套格局，到1911年演变成各省新军。新军里渗透了大量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就是新军士兵发动的，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财政上，清廷也撑得相当辛苦。

庚子赔款之后，每年都要拿出大笔银两偿还对外债务，国库常年赤字。打内战要军费，借外债要列强肯贷款。1911年底，各国均在观望，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看起来行将倒台的政权。

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主战的声音。

以良弼、铁良为首的一批满洲贵族，组成了"宗社党"，喊着宁可死战到底也不愿退位，要保住祖宗基业。这股声势没能撑太久。

1912年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在良弼的府门前引爆炸弹，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重伤，两天后不治身亡。宗社党本就没有真正的军事依托，主心骨一去，剩下的人也就散了。

到1912年2月上旬，形势对清廷来说已经相当明朗：手里没有可用的军队，国库没有可用的银两，各省督抚不再听命，北洋军是袁世凯的，不是皇室的。

这种条件下说死战，拿什么去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袁世凯敲定的"清室优待条件"，给了皇室一个台阶可下：溥仪保留皇帝尊号，中华民国每年拨付四百万两作为宫廷开支，暂时留居紫禁城，清室皇陵由民国政府负责守护和修缮。

对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统治基础的王朝来说，这个条件尊严还在，命也保住了。

隆裕太后当天有没有哭，史书里没有详细记录。她在1913年去世，中华民国给了她国葬的待遇，溥仪在灵前上了香。

那枚印章按下去之后，养心殿里的人没有说话。

溥仪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那天，说他只记得宫里乱哄哄的，大人们走来走去，自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有点无聊。

两百七十六年的大清，在一个六岁孩子这里，是无聊。

参考来源：
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