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4日拂晓，沈阳市长武迪生和助手张力女士，临时决定乘坐直升机，前往以色列的马萨达山，去看死海日出，中途意外坠机身亡，事后，我们和以色列方面产生了很大分歧，一度陷入僵局。
 
先说这趟行程是怎么回事。
 
沈阳市政府代表团是应邀访问以色列拉马特甘市的。访问期间，武迪生和一家以色列公司谈投资，想在沈阳搞经济开发区。事儿没谈完，但官方日程排满了，没时间再聊。对方总经理出了个主意——24号黎明，坐公司的直升机去马萨达山看日出，路上接着谈。
 
武迪生觉得机会难得，错过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续上。张力是管开发区事务的副主任，跟着去兼翻译。
 
这事儿是23号晚宴之后才临时定的，代表团没跟市政府打招呼，也没告诉大使馆。想着天亮前飞过去，看完日出回来，不耽误白天安排的活动。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回不来了。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陈来元，是第一个接到消息的中方官员。以色列外交部一等秘书伊丽特打电话过来通报。陈来元根本不信，头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人，怎么第二天就没了。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使馆立刻行动，成立善后小组，派人去现场拍照取证，约见以色列外交部和拉马特甘市政府官员交涉。遗体运到特拉维夫殡仪馆冷冻。沈阳那边也迅速组成了善后工作组，11月27号就飞到了以色列。
 
表面上看，中以双方在处理空难上配合还算顺畅。以色列方面派了调查人员，中方使馆的人也跟去了现场。遗体做了防腐处理，准备运回国内。
 
但分歧很快就来了。
 
第一个分歧，也是最大的分歧——武迪生和张力这趟出行，算不算因公殉职？
 
中方这边的立场很明确：武迪生是带着沈阳市政府代表团出访的，坐直升机是为了跟以色列公司继续谈投资合作，这当然是在执行公务。张力是开发区副主任，随行兼翻译，也是工作范畴。两人都是在工作途中遇难的，必须按因公殉职来认定。
 
但以色列方面不这么看。
 
他们的逻辑是：代表团官方访问日程里，根本没有去马萨达山看日出这一项。这是武迪生和那家以色列公司总经理私下约的，不是拉马特甘市政府安排的官方活动。而且决定是头天晚上晚宴后才做的，没跟任何人报备。在以色列人看来，这属于个人行为，不能算公务。
 
一个说是在工作，一个说不是。
 
这个认定卡在那儿，后面的所有事情都跟着变味了。
 
如果认定为因公殉职，那武迪生就是执行公务期间牺牲的，中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处理抚恤、表彰等一系列事宜。但如果以色列不认，那这事儿就成了一桩“私人行程中的意外”——性质完全不同。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住了。
 
但这还只是开胃菜。真正让中方无法接受的，是第二个分歧——赔偿标准。
 
1994年4月，以色列民航管理局完成了事故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可能的原因，但不明确指责任何一方。后来调查指向了直升机发动机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索赔。
 
按照以色列法律，空难赔偿的依据是“个人生活指数”——简单说，就是算你活着的时候一年挣多少钱，再乘以你还能活多少年。精神损失基本不考虑。
 
问题来了。
 
武迪生作为沈阳市长，当年的法定年工资收入，只有6000多人民币。折合美元，不到800块。国家分配的住房、配给的公车，这些在以色列法律里不算法定收入，不能算进赔偿基数。
 
以色列律师一开始听说接的是中国特大城市的市长赔偿案，一个个跃跃欲试。等拿到武迪生的收入材料，全傻眼了。
 
一个管着几百万人口的市长，年收入不到800美元。按照以色列的“生活指数”算法，赔出来的钱可能还不够付律师费。
 
这在中方看来，简直是荒谬。
 
一个为城市发展殚精竭虑的市长，一个为了给沈阳拉投资连看日出都在谈工作的官员，他的生命价值，在异国的法律条文里，被压缩成了一串可怜的数字。沈阳市政府工作组和家属都无法接受。难道一个收入少的人，命就贱吗？如果遇难者没有经济来源，是不是就不配得到赔偿？
 
双方的认知鸿沟，大得跨不过去。
 
中方觉得以色列的法律冷血、不近人情。以色列那边按的是自己的法律办事，死板但合规。你拿中国的价值观去套以色列的法律，套不上。反过来，以色列人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市长收入这么低——在他们的认知里，权力和收入是挂钩的。
 
这场分歧从1993年一直拖到2002年还在打官司。索赔过程一波三折，换了律师又换律师，家属的意见也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