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四川一女老师的丈夫说要带她去旅游，可谁知旅游刚结束，丈夫就望着周围荒凉的高原说道，我想在这里留一年。而妻子的回应更是让他忍不住落泪。

长途车在山路上颠了一天半，楼房越来越少，草原和群山一点点占满视线。到了西康福利学校，谢晓君才明白，丈夫带她来的地方，和旅游没有多少关系。

那是甘孜州第一所全免费的寄宿制学校，143个孩子来自13个县，大多是孤儿。孩子们穿着红色运动服，围在一起跳锅庄，看到客人来了，赶紧把哈达挂到他们脖子上。

他们提前打扫了屋里屋外，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对这些孩子来说，能不能留下一个老师，可能就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城市里的老师少一个，学校通常还能安排别人接手。可在高原，愿意来的人本来就少，能真正留下的人更少。胡忠看到的，正是这种差距。

旅游结束，夫妻俩准备离开时，胡忠站在风吹草低的高原上，突然说，他想留在这里一年。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分量却不轻。成都有工作，家里有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还有年迈父母。高原上风大、路远、条件苦，连语言都成问题。

胡忠没有马上看妻子。他大概知道，这个决定不只是自己换个地方工作，而是要把照顾孩子、老人和家庭的责任，交给妻子一个人。

谢晓君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你留下吧，家里有我。

她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提出什么条件。孩子她来带，老人她来照顾，家里的事她来扛。胡忠听完，眼泪当场就落了下来。

他原本以为，妻子可能会责怪自己冲动，没想到她把丈夫送向了高原，也把整个家庭暂时背到了自己肩上。一个人去支教，另一个人留在城市维持家庭，这种选择，谁都不能说轻松。

回到成都后，胡忠递交了辞职信。第二年，他以志愿者身份回到塔公，每月只有300块补助。

第一堂课是数学课，真正难住他的不是题目，而是交流。孩子不会汉语，他也不会藏语，只能靠手势、表情和反复示范，把一堂课讲得满头大汗。

后来，他想出一个简单办法。口袋里装着写好题目的纸条，课间到校园里找孩子，做对一道题，就奖励一颗糖。考80分给80颗，考100分给100颗。

那点补助，大半都变成了孩子嘴里的糖。这个办法谈不上精巧，却让孩子慢慢愿意靠近老师，也让数学不再只是课本上冷冰冰的数字。

胡忠教数学，也教其他课程，还要烧水、理发、做饭、查寝。晚上，他总是最后一个睡，挨个看看孩子有没有踢被子。

143个孩子，后来都喊他阿爸。

成都那边，谢晓君一个人带女儿、上课、照顾老人。假期里，她就往高原跑，教孩子唱歌、跳舞和汉语。

一年过去，胡忠没有回来。两年过去，他还是没有回来。原本说好的一年，慢慢变成了三年，甚至更久。

谢晓君没有一直站在原地等。2003年，成都选拔教师赴甘孜支教，她第一个递交申请。

到了高原，她不只教音乐，还要教自然、图书和生活常识。停电一个月时，她第一次觉得，能喝上一杯烧开的水，都是很幸福的事。她还给孩子做了几十双鞋垫，帮他们应付高原寒冷的冬天。

支教期满后，她回过成都。人回来了，心却没有完全回来。既然已经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她还能像以前一样安稳地生活吗？

2007年，谢晓君做了一个让身边人意外的决定，把工作关系调进甘孜，长期留在那里。

她后来去了更偏远的木雅祖庆学校，还把7岁的女儿带在身边。女儿住学生宿舍，在学校里只喊她老师，不喊妈妈。

原因很简单，学校里的同学大多是孤儿，当着他们的面喊妈妈，可能会让他们难过。一个孩子就在身边，却不能像普通母女那样自然相处，这份克制，外人很难真正体会。

有一次，谢晓君正在输液，学生跑来告诉她，一门课的老师离开了。她让学生举着输液瓶，自己走上讲台继续上课。

输液瓶里的药水输完了，血顺着管子倒流，她还在讲课。这个场景听起来让人难以相信，可在当时的学校里，缺老师意味着孩子可能直接没有课上。

胡忠和谢晓君后来各自在不同学校工作，两所学校相隔大约半小时车程。可因为路况和工作安排，夫妻俩常常两三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

12年里，胡忠只回过5次家。这个数字放在普通家庭里，几乎无法想象。夫妻俩的婚姻，没有靠每天相处维持，而是靠共同认定的一件事撑着。

这件事有没有结果？有。

12年间，从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中，有44人考上大学。还有十几个孩子和胡忠约好，大学毕业后回到藏区。

这些孩子不一定都回到原来的学校，也不一定走上教师岗位，但他们开始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或许就是教育最实在的作用，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让他们拥有更多可能。

2012年，胡忠和谢晓君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那时，胡忠40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谢晓君脸上也留下了明显的高原红。

有人问她苦不苦。她的回答很朴素，日子比不上成都，可心里是快乐的。

真正让人记住的，是这对夫妻没有把支教当成一段短暂经历。

高原的风吹白了胡忠的头发，也把这句普通的家常话，变成了夫妻俩共同守护多年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