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廖彩霞在澳洲被判终身监禁，她将被囚禁至死，然而，当法官得知她都做了什么时，直接直言“令人发指”！
第二自然段开始的独立续写：
她被押送回牢房的路上，脚步在空旷的走廊里发出回声。同屋的狱友已经知道了判决结果，在她进门时，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她。那个总抱怨咖啡难喝的白人女人，第一次没有开口说话。
第三天，她被通知转移。狱警只说了个名字：巴旺监狱。她平静地收拾了那点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一本看不懂的英文杂志，一支快用完的圆珠笔。押送的车是辆封闭的厢式货车，开了很久，窗外的绿色渐渐被灰黄色的荒野取代。
巴旺监狱比她想象中更冷。高墙上拉着层层铁丝网，瞭望塔里有身影在移动。入狱检查时，一名女狱官用探测器仔细扫过她的全身，动作机械而用力。检查完，狱官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彻底的漠然，像在打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
她的新囚室是单人间。四壁是灰色的混凝土，一张铁床，一个不锈钢马桶，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小桌板。每天有二十三小时锁在里面。放风是在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方形水泥院子里，时间是四十五分钟。放风时，其他人或多或少会走动几步，或者抬头看看天空。她总站在同一个角落，背对着其他人，看着铁丝网外一片枯草地上被风吹动的塑料袋。
一周后，监狱心理辅导员来见她。是个中年男人，隔着桌子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有没有情绪困扰。她摇了摇头。辅导员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最后说：“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随时提出申请。”她点头，但没有再看那张表格。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三个月后。那天放风时，天上意外地出现了几只鸟，飞得很高。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那个曾对她投以漠然眼神的女狱官，那天站在瞭望塔下，也抬头望了一会儿。鸟飞走后，女狱官走到她所在的铁丝网边，隔着网格，用很轻的声音问了一句：“你想过那只猫后来怎么样了吗？”
廖彩霞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她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身。女狱官等了几秒，走开了。但那天之后，放风时她们之间偶尔会有极其简短的、不涉及任何案情的对话。关于天气，关于食堂偶尔出现的、煮得过烂的豆子。
又过了几个月，她被安排到监狱洗衣房工作。每天折叠无数件灰色的囚服，蒸汽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折叠要求边角整齐，棱线分明。她做得很慢，但异常平整。负责监督的狱警起初会检查，后来只是点点头就走开。
工作让她每天有三小时离开囚室。洗衣房里机器轰鸣，但比绝对的寂静要好。有一次，她在一条裤子的口袋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上面用铅笔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她捏着纸片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抚平，悄悄塞回了那条裤子的口袋。
时间在巴旺以同样的节奏流逝。她渐渐熟悉了每一种声音：清晨的锁门声，中午送餐车的轮子声，夜里远处不知哪个囚室的咳嗽声。她不再数秒，也不再梦见河流或剪刀。她手掌虎口处的茧，在长期接触洗涤剂和蒸汽后，反而慢慢变软了一些。
有一天，心理辅导员再次造访，给她看了一份文件。是某种新启动的囚犯心理评估项目，自愿参加。她没有签。辅导员收起文件时，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真正属于她的刑期，或许是从那一刻才真正开始——当外界所有试图“介入”或“理解”的努力都宣告无效之后。她与这座建筑、这套规则、这日复一日的循环，达成了一种冰冷的共生。她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分析”或“救赎”的案例，她只是巴旺监狱里一个编号，一个会按时出现在洗衣房和放风场的身影，一个将在此处磨损至尽的生命实体。
最终，连最初那个会问她“后悔吗”的年轻女警的样子，也在记忆里淡成了模糊的影子。只有洗衣房机器的温度、折叠囚服时布料的手感、放风时水泥地反射的阳光热度，这些最直接的物理感知，构成了她存在的全部证据。她不再看向铁丝网外的远方，她的目光所及，就是她全部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如判决书上所写的那样，将与她共存，直至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