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他把笔搁下，又忍不住去挠手肘。袖子蹭过，皮屑像细雪一样落在公案上。门外又传来脚步声，这次是管家，说赵大夫到了。曾国藩皱了皱眉，没说话。赵秉文进门就拱手，说大人，新换的方子，加了苦参和蛇床子，清毒之力更专。曾国藩瞥了眼那叠药方，八个月来已经攒了厚厚一摞。他说放这儿吧。赵秉文退出去，他又挠了两下，这次挠出了血痕。
夜里痒得睡不着。他披衣起身，在院子里踱步。月光下看自己手背，一层硬壳，像老树的皮。他想起下午接到的公文，江西的饷银又没凑齐，底下报上来的理由写了七八条，每一条都冠冕堂皇。他突然觉得，这癣和那饷银一样，表面是一桩事，根子却在别处。
十天后，他去了趟江宁织造局。不是为公务，是听说那里新来一个染匠，治好了自己身上多年的疹子。染坊里热气蒸腾，那匠人正搅动一缸靛蓝，手上干干净净。曾国藩问他怎么治的。匠人说，早先也用草药洗，越洗越干，后来听老家一个老人说，得让毛孔开。他每天干活流一身汗，完了不用凉水冲，拿热毛巾慢慢揩，揩完抹点猪油。半年就好了。曾国藩听着，忽然想起读过的农书里写，板结的地浇了水也长不好庄稼，得先松土。
回府后，他停了所有汤药。吩咐厨房，每餐加一碟炒过的姜丝。另叫人在后院砌了个小石屋，里面摆上炭盆，每天午后进去坐两刻钟，坐到浑身冒汗，再用干布一遍遍擦身。幕僚们面面相觑，私下说他这是病急乱投医。
第一次进石屋，热浪扑来，癣处像针扎。他咬牙坐着，汗从额头滚到脖子，流过那片片癣斑，刺痒难当。熬够时间出来，用布擦身时，布上沾了脓水和脱落的碎皮。第二天，第三天，他照旧进去。到第七天，擦身时布上干净了，只有汗，没有脓。
一个月后，赵秉文又来请脉。他撩起曾国藩的袖子，盯着看了半晌，说大人用了什么奇方？曾国藩说，没方子，就是出汗。赵秉文摇头，说这不合医理，汗多伤津。曾国藩笑了笑，没接话，只让他看手背。那片硬壳已经软了，边缘翘起，底下是新皮。
曾国藩不再见其他大夫。他每天午后进石屋，成了定例。有时在里面也不只是坐着，他会想淮军的调度，想漕运的章程。汗出透了，脑子也格外清楚。有一次他忽然明白，为什么以前总打不赢：士兵身上穿的号褂，浆洗得太硬，一动就磨破皮，久了生疮，疮一多，人就没力气打仗。他当天就发了一道手令，往后军衣一律用软布，不准过度浆洗。
癣退到只剩浅印时，他请了那位染匠来府里喝酒。匠人不敢上座，曾国藩执意让他坐在身边。问他，你当初怎么敢信那老人的话？匠人说，因为我自己试过，别的法子都不行。热汗一冲，油一抹，皮子就软了。曾国藩点头，说天下事，有时候就得这么回头找土办法。
又过半年，曾国藩的皮肤已与常人无异。只是他仍保留着午间出汗的习惯，石屋的炭盆一直没撤。有一天批公文到深夜，他下意识又去挠胳膊，摸到一片光滑，才愣住，随即自嘲地笑了。窗外月光很亮，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湖南练湘军，也是这样一个晚上，他对着地图苦思破敌之策，最后用的法子最简单——深沟高垒，围而不打。
赵秉文后来托人送来过一本医书，里面用朱笔圈出了一段，讲“开腠理，通津液”。曾国藩翻了翻，放在那摞旧药方最上面，没再打开。他晚年的日记里，记天气，记粮价，记见了什么人，唯独没再提癣字。只有一次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治身治国，皆当如是”。那本日记的纸页，干干净净，没落一点皮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