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去美国，船上的陈洁茹旁边的姑娘是张静江的女儿张倩英。
 
当时为了给宋美龄让路，陈洁茹被安排去了美国。
 
陈洁茹倚着船舷，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张倩英递给她一杯温水，什么也没说。
 
到了旧金山，陈洁茹在公寓里坐了一整夜。
 
天亮时，她把箱子里几件绸旗袍拿出来叠好，放进衣柜最底层。
 
第二天，他走进一家语言学校的报名处，在表格姓名栏写下英文拼写。
 
课堂里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他坐在最后一排跟着念ABC。
 
有人回头看他，他低着头，手指紧紧捏着铅笔。
 
一年后，他能读简单的报纸了。
 
他去哥伦比亚大学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走进招生办公室，问有没有适合成年人的课程。
 
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份入学要求清单。
 
他用了两年时间，把清单上的条件一项一项补齐。
 
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租的小房间里做题，冬天，纽约的暖气片坏了，他裹着大衣写作业，手指冻得发僵。
 
1932年春天，他拿到硕士学位证书。
 
毕业典礼上，身边都是欢声笑语的年轻人家庭，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把证书卷起来，用丝带系好。
 
回国的船票是他用最后一点积蓄买的。
 
船上有人认出他，低声议论。
 
他拿出英文书看，直到对方走开。
 
他没有回上海的老宅，而是直接去了北平。
 
在一所女子中学，他申请英文教员的职位。
 
校长问他履历，他只说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和几份教书经历。
 
聘书下来那天，他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去邮局给母亲寄了封信，里面装着第一个月的薪水。
 
抗战爆发，学校南迁，他跟着队伍走，背着自己的书和几件衣服。
 
有军官太太认出他，想请他去家里住，他婉拒了，和同事们一起住集体宿舍。
 
1949年，他选择留在上海，学校改组，他继续教书。
 
有学生家长辗转听说他早年的身份，好奇地打听，他只说好好念书。
 
1962年去香港的手续是他自己办的，小屋在铜锣湾，窗户对着别人的墙。
 
他每天下午整理手稿，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
 
眼睛模糊时就停下来听着外面的市声。
 
手稿后来被一个研究历史的学生看到，辗转出版，序言里编辑写这是一份平静的记录。
 
晚年有人问他，当年那艘船开走时，他有没有恨？
 
他想了想说，船开了，就得想怎么上岸。
 
他去世时，身边只有出版的那本书和一张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照。
 
照片里的他穿着硕士服，表情和1927年船上那张很像，安静，但眼神看向镜头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