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坐在叶帅客厅的沙发上，等了足足四十分钟。廖承志进去通报时，他听见屋里传来茶杯重重搁在桌面上的声响，然后是叶帅那口浓重的广东话——“乱弹琴。”

门开了，廖承志走出来，脸色有些复杂。霍英东站起来，廖承志按住他肩膀，“叶帅让你进去。”

叶剑英坐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燃的烟。他没等霍英东开口，先说了一句：“白天鹅的事我知道了。你那个楼，该多高就多高，该多大就多大。炮台？”他把烟搁在桌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广州要是缺防空，我调高炮部队过去，不占你酒店的地。”

霍英东愣了。他原以为能争取到“暂缓”或“另行选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没想到直接取消。他张了张嘴，想说句感谢，叶帅摆摆手，“回去好好盖你的楼。国家现在缺的是能挣钱的地方，不是到处架炮。”

从北京回来，霍英东下了飞机没直接回工地。他让司机开去白天鹅宾馆对面的白鹅潭码头，在江边站了很久。江水浑浊，对岸的工地脚手架密密麻麻，好几层楼高的主体已经封顶。工程经理老陈闻讯赶来，气喘吁吁地在他身后站定。

“霍生，是不是上面有说法了？”

“炮台不建了。”霍英东转过身，看着老陈脸上的表情从难以置信到狂喜，“你回去告诉工人们，楼顶的设计按原方案做，不用改了。”

老陈“哎”了一声，拔腿就往工地跑。霍英东叫住他，“慢着——告诉总工，楼顶那层加高六十公分。原来预留给炮台基座的空间，改成一个观景平台，要能让客人看全珠江。”

消息传开，最先找上门的是承建方的负责人。对方拿着修改后的图纸，面露难色，“霍先生，楼顶结构已经按加固方案在做了。现在要改，拆掉重来，工期至少多四十天。钢材也得重新订一批。”

霍英东算了算账。多四十天，意味着开业时间要从原定的十月推到十二月中旬。外国商务团预订的秋季档期全部泡汤，酒店还没开业就先损失一大笔预定金。老陈在旁边急得搓手，“要不观景平台往后推？先把客房部分赶出来。”

“不行。”霍英东把图纸摊开，手指点在楼顶区域，“拆。钢材不够就去香港调。工期不能拖到十二月——十一月前，必须完工。”

他给香港的建材商打电话，对方答应三天内发货。可货船刚到黄埔港，又出了岔子。海关那边卡住不放，理由是“这批钢材的型号和申报单不符”。霍英东亲自跑去海关说明情况，值班的科长翻着单据，头也不抬，“型号不对就是不对，得退回重报，走流程至少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霍英东在海关大厅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起身给廖承志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钢材在黄埔被扣了”。第二天一早，海关那边主动来电，说“型号核实清楚了，可以放行”。

老陈后来问他，“霍生，是不是又找了上面？”

霍英东摇摇头，“这次没有。人家自己弄明白了。”

楼顶改造工程最终在十月中旬完工。拆掉炮台基座的那天，霍英东爬了上去。工人们正把最后几袋水泥运走，楼顶敞亮开阔，珠江从脚下蜿蜒而过，远处的沙面岛绿树成荫。一个年轻工人蹲在边缘，探头往下看了看，缩回来吹了声口哨，“这要是真架几门炮，谁还有心思看风景。”

十一月二十日，白天鹅宾馆试营业。第一批入住的是香港过来的商团，领队姓周，和霍英东是老相识。办完入住手续，周先生拉住他，“霍生，我听说你这儿差点变成炮楼？”

霍英东笑了一下，“传得倒快。”

“香港那边都传遍了。”周先生压低了声音，“都说你能耐大，让叶帅都发了话。”

霍英东没接这句。他带着客人们参观了一趟楼顶观景平台。站在平台上，整个广州老城铺在眼前，珠江上船来船往，晚风带着水腥气扑过来。周先生扶着栏杆看了半天，回头说了一句：“这才是宾馆该有的样子。”

晚上霍英东独自又上去了一趟。工地上亮着几盏应急灯，保安在楼下巡逻。他摸出烟点上，想起叶帅那句话——“国家现在缺的是能挣钱的地方。”他在江风里站了会儿，把烟按灭在护栏上，转身下楼。平台空旷，没有炮台，没有基座，只有珠江在底下安静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