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侦察股长凌少农，私下向日本人购买布料，没想到，刚见面日本人就说：“你看起来像军人？”凌少农回道：“没错，我就是新四军！”凌少农的回答让对方大为吃惊，一时也没有接话。

那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相持阶段，日伪军把根据地围得严严实实，布匹、药品、粮食，但凡有点用的物资，一律不准流入根据地。

最为主要的是，当时天冷得格外早，新四军独立旅一团的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夏装，寒风一吹，冻得直打哆嗦。

旅部首长急得团团转，再不解决棉衣问题，用不着打仗，光一个冬天就能把部队拖垮。

根据地这一年麦子收成还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拿麦子去敌占区换布。

可谁去完成这趟九死一生的买卖呢？思来想去，重任落到了侦察股长凌少农头上。

凌少农是江苏江阴人，1918年出生，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在敌后摸爬滚打了多年，侦察经验丰富，对苏北新安镇一带的人情地理熟得跟自家后院似的。

凌少农接下任务后没急着动身，先去找了地下党员、龙泉沟的区委书记臧玉臣，把新安镇的市场行情、敌情布控摸了个清清楚楚。

情报显示，新安镇有个日本商人开的丰田洋行，经理叫吉田。

这人不算现役军人，就是个倒腾生意的主儿，满脑子只想着怎么赚钱，对什么打仗压根没兴趣。

凌少农心里有了底，让理发员给自己理了个油亮的小分头，换上黑绒绸大翻领上衣和黄色西裤，皮鞋擦得锃亮，活脱脱一个走南闯北的小老板。

侦察员管銮兴扮成随从跟在后头，两人骑上自行车，趁着月色从团部驻地沭阳南边的王集出发，直奔六十里外的新安镇。

到了新安镇，他先在几家商行转悠了一圈，把麦子的收购价和布匹的卖出价摸得一清二楚。

随后，臧玉臣的姐夫、马家粮行的老板马玉清出面，带着他去了丰田洋行。

吉田倒是客气，又是倒茶又是让座，可那双眼睛一直在凌少农身上转来转去。

聊了没几句，吉田突然蹦出一句：“你的样子不像商人，看起来像军人。”这话一出口，空气好像凝固住了。

马玉清脸色都变了，手不自觉地往腰后摸，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凌少农却没有半点慌张，他抬起头，看着吉田的眼睛，语气平静得像在聊家常：“没错，我就是新四军。”

这一句话说出来，吉田当场愣住了，他大概打死也想不到，有人会在日本人的地盘上大模大样地承认自己是新四军。

但凌少农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不过您想啊，我不和新四军打交道，上哪儿弄这么多麦子去？这五百石粮食，普通生意人根本搞不到手。”这句话四两拨千斤，直接把危机变成了筹码。

吉田转念一想，眼前这个人手里有货真价实的粮食，这正是完成日军征粮任务所急需的。

抓了凌少农，自己完不成任务，搞不好还要被军法处置，跟他做这笔生意，既能赚一笔，还能交差，里外里都是划算的买卖。

吉田脸上的疑云散了，当场拍板成交，双方约定在新安镇外二十五里的龙泉沟交货。

凌少农能在敌占区亮明身份全身而退，绝不是运气好，他太清楚这些日本商人的心理了，在利益面前，所谓的立场有时候就是一个笑话。

而且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抗日力量在地方上威望高，吉田就算想耍花招，也得掂量掂量惹恼新四军之后要付出的代价。

交易当天，他提前报告了团部，团首长覃政委亲自带了一个营的兵力，两个连化装成运送麦子的便衣队，另一个连潜伏在龙泉沟附近的山林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第三天，吉田派了四辆汽车把布料送到龙泉沟，凌少农这边也组织了一百多辆车子拉着麦子赶到。

两边不争不吵，按商定好的数目完成了交接，没曾想布料刚装上车，嶂山那边突然窜出来二十多个土匪，嚷嚷着要“借”一部分东西。

凌少农不急不躁，带着两个武装小组迎了上去，土匪头子是个黑大个，口气硬得很，非要动手抢。

凌少农冷笑一声，把手一扬，潜伏在林子里的便衣连队瞬间冲了出来，三对一缴了他们的家伙。

这些土匪吓得腿都软了，跪在地上直求饶。凌少农没难为他们，讲了一通抗日道理，就放他们走了。

这批布料被连夜运回根据地，团里的被服厂加班加点赶制冬装。

当一件件厚实的棉衣发到战士们手上的时候，整个部队都沸腾了。

在寒风里冻了那么久，终于能穿上暖和的衣服，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和感动。

凌少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也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只说这是分内的事，换成谁都会这么干。

可正是这些“分内事”，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成了支撑部队活下去的希望。

1942年新安镇洋行里那句“我就是新四军”，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激昂，有的只是一个老侦察兵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和对战友的深沉责任感。

真正的勇气，从来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往前冲，而是在绝境里用脑子找出一条活路。

他用一场不动刀枪的交易，给部队换来了一个温暖的冬天，也留下了一个让人回味很久的故事。

信息来源：（《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