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4日，李宗仁在桂林下令处决了自己的心腹干将、少将军官王公度。

1937年9月2日，桂林的一次会议把王公度的命运推到了另一条线上。
李宗仁召集黄旭初、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等人讨论“党案”，黄旭初当天在日记里记下四个字：“根本肃清”。

两天后，广西省政府又决定停办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社会学两系，清退被认为思想左倾的教授。王公度案此时已越出一个干部的去留，开始牵动军队、机关和学校。

王公度曾是李宗仁、白崇禧手中极重要的一根线。
他任过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也参与经营桂系内部的秘密政治组织。南宁军校的“革命青年读书会”采取垂直发展、单线联系，会员分到部队和机关后，仍可用代号向王公度报告所在单位及长官的情况。

正式编制之外，另有一条从基层干部通向王公度、再通向李、白核心的联络渠道。

这套办法在桂系退回广西、严密掌握内部的年代很有用。李宗仁、白崇禧可以绕过普通公文和层级报告，直接获得军官与机关动态。可同一套办法也不断挤压军长、参谋长和省政府首脑的权限。

李品仙主持参谋事务，廖磊、夏威各握部队，黄旭初主持省政，他们的下属却可能沿另一条秘密组织线报告情况。王公度的力量，渐渐不只来自官衔，还来自散在军校、部队和机关中的旧关系。

白崇禧很早便动手收缩这种力量。
1933年以后，王公度的兼职陆续减少，总政训处等职务转交他人。到1936年前后，他的正式位置已经大不如前。可职位可以换人，秘密组织多年形成的联系不会同时消散。军校毕业生已经分入各单位，读书会和政训系统中的关系仍在，王公度仍能接触一批不受单一行政系统约束的干部。

1937年夏，这种矛盾撞上了新的局势。全面抗战展开，8月4日白崇禧赴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随后承担第五战区指挥任务，桂军准备大批北上。军长要把部队带出广西，省政府还要维持后方，过去用于掌握内部的秘密联系，依旧横在正式军政层级之间。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王公度还没有退出政治活动。1937年夏，张云逸赴桂林商谈合作抗日，李宗仁召集桂系要员商议，王公度仍列席其中。他与李任仁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同黄旭初、潘宜之等人存在分歧。一个已经被削掉多项职务的人，仍能进入重大政治协商，又保存着旧组织网络，多年积累的军政冲突与新的政治分歧遂落到了同一个人身上。

8月22日，黄旭初在日记里把王公度问题称作“经年悬案”。八天后，李宗仁将王公度、谭裕看管，并下令南宁方面扣留谢苍生、韦干等人。黄旭初同时记下，查检王公度行李时发现一份《目前工作计划大纲》，何作柏随后也被扣留。围绕这份文件，参与处理王案的人后来留下过不同说法，但在1937年8月底，它已经进入对王公度的处置程序。

9月6日，李宗仁在总部、省政府联合纪念周上宣布王公度有“破坏团体，争取政权”的问题。王案的处置又同“托派”联系起来。广西当时确有托派活动，一些人与王系人员也有接触；参与勘理王案的徐亮之后来却否认王公度本人属于托派。王公度的秘密组织、广西实际存在的托派活动，以及当局对左翼力量的清理，在这几周里交错到了一起。

死刑并非逮捕之后唯一剩下的办法。王公度此前已经被削职，8月30日以后又失去自由，继续撤职、监押都已经存在。据徐亮之后来的记述，王案审判委员会最初判处极刑十三人，李宗仁一度没有立即执行；徐还留下廖磊以北上出兵相逼的说法。军方压力属于事后回忆中的一环，而王公度与军人集团长期交恶，则在更早的组织关系中已经形成。

到了9月14日，处置越过了可以回头的界线。
王公度、谢苍生等人被杀，陶保桓、崔真吾两名中共党员也在同一轮清理中遇害。桂林地方党史将“王公度事件”归于桂系内部矛盾，同时记下桂系借此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进步力量。一个原本围绕秘密组织负责人展开的案件，最终扩展到了更大的政治清理范围。

王公度早年替李、白经营的秘密联系，曾让桂系能够越过正式层级掌握干部。

随着军长、参谋系统和省政机关逐渐稳定，这张网又不断侵入各自的权限。

到了1937年，桂军即将大批出省，李、白本人也进入全国抗战的军事体系，官职已经被削弱的王公度，手里偏偏还留着最难用一道任免令收走的东西：多年经营下来的人和组织关系。

程思远后来回忆，白崇禧曾说王公度案“搞得太过火了”，并电令广西释放一批受牵连人员，李一尘、张威遐等随后被调往安徽工作。那些仍在监押中的人还能被放出来，重新安排职务。1937年9月14日，王公度已经没有这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