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御史台是做什么的，官员怕不怕被御史参一本？

唐代有一个机构，品级不算高，但朝堂上的官员见了里头的人，多少都要收敛几分。

御史台的御史，最低只是从七品，搁在品级表上连中层都算不上，碰上三品以上的宰相、尚书，理论上应该是下级见上级。

但御史参人不看对方的品级，一本弹章递上去，宰相一样可以被停职候查。这个反差，是御史台在唐代官场里最值得说的地方。

御史台这个机构不是唐代的发明，往前追能追到秦汉。

秦代有御史大夫，汉代的御史台逐步成形，到了唐代，御史台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架构已经相当完整。

御史台的长官是御史大夫，正三品，下设御史中丞两人为副，台内的御史分成三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能分工。

侍御史负责最核心的弹劾职能，品级虽只有从六品下，但权限最重，日常处理台内事务，凡是涉及京官失职违法，主要由这一路御史出手。

监察御史品级更低，正八品下，但这一路御史的工作范围是全国，朝廷每年向各道派出监察御史巡察地方，吏治好坏、钱粮征收、刑狱是否公正，都在巡察范围之内。

殿中侍御史居中，主要负责朝会礼仪上的纠察，哪个官员上朝时仪态不端、班位站错了、来迟了，这都是殿中侍御史管的事，别觉得这件事小，朝会上出了纰漏，同样可以构成弹劾的依据。

这三路御史加在一起，从京城到地方，从朝会礼仪到地方吏治，织成了一张覆盖面相当宽的监察网
络。

但御史台在唐代官场里真正有分量，靠的不只是制度覆盖面，还有一套让御史可以相对独立开口的运作机制。

唐代御史弹劾官员，有一种方式叫"风闻奏事"，意思是御史听到风声，认为有必要，就可以上疏弹劾，不一定要手里握有确凿证据才能开口。

被弹劾的官员在调查期间，通常会被暂停职务，等结果出来再定处置。

这个机制的好处是让御史可以主动出击，不必等到证据链完整才行动；问题是风闻的可靠程度参差不齐，弹劾一旦查无实据，被弹劾的官员固然委屈，御史自己有时候也要承担后果。

弹劾没有查实，御史会不会被追责？

这件事在唐代的实际处理里，并没有铁板一块的规定，皇帝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遇上支持御史大胆弹劾的皇帝，查无实据的弹章往往不了了之，御史顶多受点闲话；遇上偏向被弹劾方的皇帝，御史就可能被反过来处置。

御史的强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有没有皇帝的支撑。

唐代历史上留下的弹劾案例里，有一些相当值得细看。

韦思谦是唐高宗年间的监察御史，弹劾过右仆射褚遂良，说褚遂良低价购买他人田产，涉嫌不法。

褚遂良是当时举足轻重的重臣，韦思谦弹劾他，压力显而易见。

案件查实之后，褚遂良被贬出京。

韦思谦因此在御史台里留下了名声，他后来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御史出使不能让州县官员看轻，否则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威慑力了。

这句话流传下来，被当成那一代御史自我定位的一个缩影。

但御史台并不总是赢的一方。

唐玄宗开元年间，李林甫任宰相期间，御史台的风气就有明显变化。

李林甫在朝中势力极大，善于揣摩圣意，同时对政治异见者打压相当有力。

这段时期，愿意开口弹劾权贵的御史少了，御史台渐渐变成一个更多执行既定指令的机构，主动出击的空间收窄。这不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而是制度运作的空间被政治生态压缩了。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整体政治格局大变，中央权威衰减，御史台的实际功能也随之打了折扣。

各地藩镇在自己的辖区内，对朝廷派来的监察官员并不总是买账，御史出巡到了某些地方，威慑力已经大不如前。御史台在后期唐代的存在感，和贞观、开元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变：御史的位子，是很多有抱负的官员愿意去做的。

为什么？品级低，但能参人、能弹劾、能在朝廷上制造影响，这种权力感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有相当的吸引力。

做了御史，被人知道名字的机会比埋在六部某个司里要大得多。弹劾了一个重臣，案子传开，名声随之而起。

很多唐代官员的仕途，有一段经历御史台的履历，这段经历往往是他们在官场里立名的起点。

御史自身被参的情况也有，御史台内部的纪律同样受到约束，御史之间相互监督，行为不检点或者明显徇私的御史，同样可以被揭发处置。

这个机制能不能真正运作起来，还是要看具体的政治环境，但至少在制度设计上，御史台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免责的地方。

唐代官员怕不怕被御史参？怕。但怕的程度，和御史台当时的实际能量直接相关。

政治清明、皇帝支持御史的时候，御史的弹章相当有效，被参的官员轻则贬官，重则下狱，没有人能确保自己高枕无忧。

政治倾斜、权臣当道的时候，御史台就成了摆设，参了也未必有用，有时候参人的御史反而先出事。

两种状态在唐代都有过，不是哪一种单独存在了三百年。

参考来源：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