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49岁男子被确诊“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手术化疗后病情被控制住了。医生推荐他进行抗癌新药临床试验。男子同意了，可试药55天后，他长期昏迷，最终在ICU离世。家属一口咬定，医生没告知试药有致命风险，否则绝不会同意男子参与试药；而且，医院监护存疏漏；出事后，家属索要调查材料被拒，被告知是内部资料；媒体采访药企董事时，遭对方粗暴呵斥“滚开、烦不烦”。家属拒绝人道主义赔偿，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相关部门要求走法律。

49岁的占先生，查出胃食管结合部腺癌之后，在医院做了手术和全程化疗。

值得高兴的是，他后续复查结果一直不错，病情稳稳控制住了，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也在慢慢恢复。占先生如释重负。

2026年初，主治医生跟他推荐一款正在做3期临床的抗癌新药，撺掇他试药。

占先生和妻子程女士商量之后，决定自愿加入这次试验，还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3月2号当天，占先生顺利完成了试验药物的回输，可当天下午他就一直昏昏沉沉想睡觉，状态明显不对劲。

家属找过来问情况，在场的医护只说这是用药之后的正常反应，就是普通补觉，不用放在心上。

结果到了当天夜里，占先生突然发病，送急诊检查后发现情况不妙，紧急给他做了开颅手术之后，人就一直昏迷没醒过来。

占先生在ICU里撑到4月26号，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从输药到离世刚好55天。

家属悲痛欲绝，认为风险告知这块，只笼统提了一句，可能存在出凝血相关的疾病风险。

告知书里，压根没明明白白说清楚，用药之后可能出现颅内出血、脑疝这种直接致命的严重后果。

妻子程女士说，要是当初知道试药有这么大的生命危险，说什么也不会让占先生参加。

再就是医院的监护完全没跟上，按行业规矩，用药之后必须高频次监测，可院方只给占先生做了最基础的心电监护。

而且，他刚出现嗜睡异常的时候，根本没及时做进一步检查和干预，错过了最好的处置时机。

出了事之后，各方的态度更是让人心寒。

药企一口咬定，占先生的死完全是他自身癌症病情进展导致的，只愿意出一笔人道主义补偿，不肯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

家属想要调取相关的试验记录和调查材料，直接被对方拒绝，说这些都是内部资料不能给。

后来有媒体记者联系药企的董事，想要了解情况，对方直接粗暴呵斥记者滚开，嫌人烦。

记者转头找医院伦理委员会咨询，对方只丢下一句“不知道”就直接挂了电话。

程女士拒绝了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已经正式启动了司法鉴定，坚持要申请人身损害赔偿。

当地相关部门也给出回应，要求走正规的鉴定流程。

广州某三甲医院，也发生过同类事件，一名晚期肠癌患者在医生推荐下，参与一款免疫抗癌新药的临床试验。

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只标注“可能出现免疫相关不适”，没明确提示免疫性心肌炎的致死风险。

患者用药42天后突发急性心肌炎，经抢救无效离世。

家属起诉后法院审理认定，医院没充分履行重大风险告知义务，药企没建立试验期间的紧急响应机制，最终判决双方共同承担112万元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我认为，患者和家属本来抱着多一条治病出路的希望参与试验，最后却连最基本的知情权和安全保障都没拿到。

药企和医院不能把知情同意书，当成推卸责任的理由，更不能把参与试验的患者，当成可以随便应付的试验对象。

该说透的致命风险，不能藏着掖着，该做的高频监护不能偷工减料。

出了事之后一味耍横推诿，寒的是所有愿意为新药研发出力的患者的心。

《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不能只以笼统表述代替具体告知。

具体到本案，没明确告知患者颅内出血、脑疝等致死性后果，属于没充分履行法定告知义务，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

所以，相关责任方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你怎么看？

案例来源：潇湘晨报·晨视频202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