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军一师职干部被害，中央高度重视，最终调动150万军力彻底解决相关问题
1950年2月下旬的成都夜色很冷，却比不上院山寺里那份沉默的冰凉。负责收殓烈士遗体的工兵团长把被烟火熏黑的钢盔递给随行军医，低声问：“还能辨认吗？”军医摇头，“只有胸前那枚党徽，还亮着。”几句再简单不过的对话，让旁观的民兵把帽檐压得更低——他们怕人看见自己突然泛红的眼眶。
西南解放刚刚四个月，交通要道仍被土匪截断。石板滩一带白天还能听见挑担商贩的吆喝，入夜却只剩犬吠。当地老人私下议论：“东家，城里换了红旗，山里还是土匪的天。”这并非夸张。国民党残余武装退入丘陵与竹海，依仗地形四散成股，白天装樵夫，晚上绑票、放火、毁电线。军队每押送一批补给，就得留下一个排看路口。

朱向离的队伍原本不在成都停留。68军178师接到命令，要把一批新入伍通信员送往温江整训。行军路线经过龙潭寺，他却坚持让大家就地休整一晚。临睡前，他给警卫员留下半包干粮，“山路窄，别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打枪。”这句嘱托后来成了警卫员反复回忆的最后声音。

朱向离生于1911年山西平遥，父亲是同盟会会员，早年便教他背“与天下同利”。1933年在北平读书时，他被地下党吸纳，从此边念兵书边送情报。抗战中他跑遍冀中平原，扛着钢枪也抱过油印机。新中国成立的礼炮鸣响后，他本可调往外交部门，却主动申请南下，理由只有一句话——“土匪不除，百姓难安”。
1950年2月5日黎明，朱向离率十余人离开寺庙。前探班回报“道路可行”，可两侧竹林里早埋伏了上百名枪手。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通信员，第二颗撂倒了担架兵。匪首巫杰撕下白布高喊“投降者不杀”，朱向离让余部分两翼突围，自己带三人留下压制火力。浓烟很快吞没了木屋，枪声淹没了呼喊。下午，援兵赶到时，只找到被麻绳捆绑、遍体焦痕的遗体和一支空枪。

负责西南的电报于2月10日送到北京。毛泽东阅后批示“剿匪务必彻底”，但真正执行却没那么顺利。3月初，先头部队以为只是散兵游勇，按正规战队形推进，结果在崇宁山口吃了伏击，一个团损失近三成。教训摆在眼前，西南军区随即调整：轻装连队改用分片搜索，步兵、炮兵、装甲车混编拉网，外围则发动乡团自卫，堵截补给线。
数字变化最能说明问题。3月动员令下达时，仅川、滇、黔三省就抽调了九十万人，加上华中、华南驰援部队，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火力也提升，不少连队第一次配发轻迫击炮。巫杰落网的消息是10月传出的，他被押往成都郊区公审，缴获的那支配枪正是朱向离牺牲前用过的匣子枪，弹巢里只剩最后一发子弹。

到了年底，西南地区登记、击毙与改编的匪徒合计八十五万余名，多年无人通行的川藏茶马古道重新开放。基层干部写巡视报告时提到一个细节：过去天黑前必须关栅栏的石板滩镇，如今油灯能点到子夜，镇口茶铺多了一块木牌——“夜行客可歇脚”。这句话比任何官方总结都更能说明剿匪成果对百姓的意义。朱向离长眠之处离茶铺不过三十里，一块青石做碑，无碑文，只有番号、姓名与“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