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和丈夫曾真生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子女，名字叫曾林林、曾彤彤。张志新去世前，曾真及其两个孩子突然被要求进入学习班学习。他们被来人告知，张志新在监狱里坚持反动立场，要加刑。



张志新原本不是会被人拿来和“死囚”两个字放在一起的人。
她一九三〇年生于天津，父亲张玉藻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懂音乐，母亲郝玉芝读过济南女子师范。家里有书卷气，也有旧式知识分子那股认真劲。
她从小喜欢音乐，乐器演奏不错，在天津小有名气。

新中国成立后，她高中毕业，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
抗美援朝打响，她想为国家出力，报名参军，学校把她送进军事干部学校。后来国家急需俄语人才，她又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学了一年多，被安排在人大俄语系室工作。
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曾真。

曾真当时是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两人在一九五五年国庆结婚，那年年底，张志新入党。一个爱音乐、学俄语、愿意奔国家需要而去的年轻人，后来竟被写进死刑判决里，这种落差，至今看着都刺眼。

婚后两年，夫妻二人调到沈阳。
张志新后来进入辽宁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家里还有一双儿女，日子若按寻常路子往下走，本该平稳。可一九六八年，她和东北局、原省委机关三万多名干部，被送到盘锦“五七干校”劳动。一次学习讨论，轮到她谈看法，她没有顺着场面话走，而是直说那场运动走偏了，刘少奇不该被那样定性，不少老元帅、老将军、老干部也曾为革命立过功。

话音落地，周围人的脸色就变了。有人劝她认错，低一低头，事情也许还能缓。她不肯，说党员可以发表意见，这并不违背党章。这样的话，在当时像石子砸进油锅，批判立刻加重。她不是看不见危险，只是不愿把自己明明相信的东西，当场改成另一套说法。

压力压到极处，她给曾真写过诀别信，准备轻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她被逮捕。最初办案的人并非个个都想把她往死里推，有人认为，只要她认错，判几年就够了。

张志新偏偏没有把话收回去。
她明知话锋碰的是硬墙，还是不肯含混过去，这种倔，不是逞强，更像是把良心死死攥在手心里。

一九七〇年五月，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案子中间并非没有人试图踩一脚刹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处长高振忠提出，她只是发表看法，没有进行破坏活动，不宜判得这么重。军管会很不满意，换人继续处理。

新办案人员把刑罚改成十五年有期徒刑，军代表仍旧不接受。
陈锡联后来表态，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张志新这才被改判无期徒刑。命算是暂时保住了，可门并没有真正打开，只是留了一条窄缝。

能不能活下去，不再取决于事实有多少，而取决于她愿不愿意把嘴闭紧，把判断交出去。


她也不是遇到什么都硬扛。
案卷里另有“生活作风问题”，指的是婚外恋。政治指控她始终不认，这件私德过失，她却承认得很坦白。看过焦裕禄事迹后，她还认为，这种行为损害了共产党员的形象，愿意认错。这个细节很见人。她不是不知自省，也不是逢错不认。

她守住的，是她认定不能昧着良心改口的那部分。
一个人肯认自己的私德失范，却不肯认下强加的政治罪名，这里面的分寸，比空喊几句口号更难。

真正让她再度被推向死路的，是狱中仍不转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上，她又发表了极其尖锐的政治意见，直接触到最敏感的地方。到了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辽宁省委扩大会议重新讨论张志新案件，包括毛远新在内的省委常委，一致认定应判死刑立即执行。

毛远新在会上称，她判了无期以后仍旧如此，多活一天就多一天危害。
话说到这份上，结局已经没有多少悬念。
死刑并不是突然落下来的，它是一次次加码、一次次围堵，最后把人逼到尽头。

于是，曾真和两个孩子被带进“学习班”。
这一步很阴沉，不是为了送别，而是要在最后一刻把家庭关系也按进政治程序里。四月四日上午十点，东陵大洼刑场岗哨密布，张志新被执行枪决，年仅四十五岁。

四年后，她的案件得到纠正，沉下去的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旧日伤口也跟着重新裂开。

那时再回头看，人们才发现，一个受过教育、认真工作、也愿意承认自身过失的党员干部，竟因为坚持判断，被一步步逼到绝路。

纸面上那些冷冰冰的笔录还在，像没干的墨迹，隔了很多年，仍旧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