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成员的中国代表团肩负重任，前往莫斯科进行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谈判。

主要信源：（中国经济网——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

1951年的第一天，北京西郊机场的风冷得刺骨。

一架伊尔-12运输机冲破寒风，载着何长工、段子俊和沈鸿三人向着莫斯科飞去。

机舱外的世界白茫茫一片，舱内的空气却比外面更加凝重。

这趟行程背负的担子不轻，总理亲自交代。

要去苏联谈援助，把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从零建起来。

可对方肯不肯伸手、能伸多长，谁心里都没个准数。

那时候的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起点实在有点“倒过来”。

别的国家大多是先有工厂再造飞机，最后才拉出空军队伍。

咱们倒好，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就正式成立了。

天上飞的已经扛起了枪，地上却连个能正经修飞机的厂子都难找。

蓝图没一张，家底几乎零，这局面在世界航空史上都算罕见。

没多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美军飞机在朝鲜上空几乎横行无阻。

志愿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头顶却少了自己人的翅膀掩护。

前线急需战机，战机急需维修，维修急需工厂。

可新中国手里有什么呢？说起来有点心酸。

国民党撤走时，能搬的全搬了，搬不走的也给毁了。

留下的所谓“工厂”，不过是几间空荡荡的破厂房，机床没几台，工人没几个，工资发不出。

全国凑一块儿的航空修理力量，恐怕还比不上国外一个中等维修车间。

这样的家底，别说造飞机，就是修飞机都成问题。

正是在这种近乎一穷二白的背景下，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连主持了两场会。

参会的人个个分量十足：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沈鸿。

屋里暖气挺足，气氛却一点也不轻松。

有人说直接建制造厂，有人说先解决修理难题，争论的核心其实就一个。

家底这么薄，路该怎么走？总理听完各方意见，最后拍板定了调。

从实际情况出发，先解决打仗的需求。

中国这么大，光靠买飞机、搞修理肯定不行。

所以得先修理、后制造，规模先小一些，设计时就得为将来转制造留好余地。

这短短几句话，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埋下了一颗珍贵的种子。

方针定了，下一步就是找外援。

去苏联谈判的代表团很快组成：团长何长工，团员段子俊和沈鸿。

这三人的搭配颇有讲究：何长工阅历丰富，留过学。

能说好几门外语，负责协调沟通；段子俊懂业务，后来成了航空工业局的首任局长。

沈鸿是技术专家，把关专业问题。

临行前，总理反复叮嘱：要谦虚，要讲清楚我们的难处，原则就是靠他们帮忙，从修理走向制造。

新年第一天，代表团出发了。

1月9日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倒也重视，派了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带队来谈。

这位“铁嘴”起初并没太把中国代表团放眼里。

见面就问何长工：“你是干什么的？你们没基础搞航空。”

没想到何长工不慌不忙，用几种语言和他聊了起来，维辛斯基态度顿时变了不少。

正式谈判时，双方很快在修理规模上达成一致。

在“由修理到制造”这个路线上却卡了壳。

苏联人觉得，修理就是修理，制造是以后的事，现在想这个太远。

何长工和段子俊则反复解释：中国这么大，光会修不会造，永远受制于人。

现在不把制造的架子搭好，将来还得从头再来。

这个道理实在，维辛斯基最终被说服了。

另一个争论点是工厂设计在哪进行。

苏方起初坚持在莫斯科画好图纸，再送到中国施工。

这听起来省事，却容易脱离实际，地形、地质、气候，哪个因素都可能让图纸变成废纸。

中方坚持要苏联专家来中国现场设计，几番沟通，对方终于同意派二十名专家过来。

1951年1月30日，协议基本达成，原定建17个厂的计划。

按总理“规模要小”的指示，压缩成了6个。

维辛斯基在饯行宴上开玩笑，说希望下次何长工带两个空军团到红场接受检阅。

何长工笑着回应：说不定带三个呢，气氛轻松里带着对未来的期待。

协议草签后，苏联方面行动很快。

修理列车4月就到了满洲里，6月专家团抵达北京，援助实实在在落了地。

几乎同时，国内也动了起来，4月17日，《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正式颁布。

航空工业管理局在沈阳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此有了名分。

紧接着，南昌被选定为飞机制造厂的厂址。

这里曾是国民党第二飞机制造厂的旧址，如今只剩一片废墟。

建厂任务落到肩上时，厂里只有两百多号人。

没自来水，睡地铺，竹棚里吃饭，很多人连飞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到半年，第一批待修的雅克-18飞机就进了厂。

工人们边学边干，白天修飞机，晚上啃资料，没人喊累。

从西花厅的会议到莫斯科的谈判，从沈阳的一纸文件到南昌的一片废墟。

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起步，没有多少轰轰烈烈，反倒透着几分狼狈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