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候选人名单。当执行主席念到“李济深”三个字的时候，会场里出现了一阵微妙的沉默。有人低下头，有人交换眼神，有人把手中的笔搁在桌面上，发出了一声不轻不重的响。
李济深。这个名字让很多人皱起了眉头。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他是广东的负责人，手上沾过共产党人的血。一个曾经参与清党的人，凭什么坐上新中国的副主席？
周恩来站了起来。他没有回避那些质疑的目光，而是说了一番话。那番话不长，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头砸在深潭里。
“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李先生主动同红军联系，提出联合反蒋。如果那时合作成行，红军很可能不必走出闽赣一带，更不会有两万五千里长征。”
会场安静了。周恩来接着说下去，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说，如果当年采纳了李济深的建议，中央红军可能根本不需要走那两万五千里。那些在湘江边上流的血，那些在雪山草地上倒下的战士，那些在泸定桥的铁索上坠落的身影——也许都不会发生。
李济深的副主席最终当选了。可周恩来那番话，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后诸葛亮”，那是一个亲历者在回望一段最惨烈的岁月时，最沉痛的一声叹息。
“本可避免”四个字，分量太重了。重到需要用两万五千里来丈量。
第一章 1933年，那扇打开又关上的门
要理解周恩来的叹息，得先把时间拨到1933年秋天。
那一年的中国，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正在蚕食热河。蒋介石却忙着“攘外必先安内”，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五十万大军，堡垒封锁，步步推进。而在福建，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变局。
淞沪抗战中打出威名的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剿共”。可十九路军的将领们心里清楚，蒋介石这是借刀杀人——让你们和红军拼，拼光了正好。军长蔡廷锴和蒋光鼐不甘心坐以待毙，暗中联络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元老李济深。1933年11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子。
这就是“福建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李济深和十九路军做的第一件事，是派人联络红军。他们派出的代表带着一份草案，核心内容很简单——联合反蒋，共同抗日。红军在闽赣一带，十九路军在福建，双方如果携起手来，蒋介石就陷入了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他必须从“围剿”苏区的兵力中抽调部队去福建灭火，中央苏区的压力就会骤然减轻。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毛泽东看到了，周恩来看到了。他们在瑞金的会议室里反复推演过这个方案。毛泽东还向中央提出了具体的作战建议：红军主力应该向东挺进，突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把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在广大的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这样一来，既支持了福建事变，又调动了围剿苏区的敌人，中央苏区之围可解。
可这个建议被博古和李德否决了。
他们为什么否决？原因很简单，也很荒唐。在李德和博古看来，李济深和十九路军属于“中间派”。在他们的教条式逻辑里，“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能信任一个曾经在国民党里干过的人，不能跟一个“立场不稳”的军阀合作。毛泽东几次找博古和李德进言，反复陈述这个方案的价值，可换来的只是冷脸和拒绝。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窗口。他调集了十一万大军，全力围剿福建。十九路军孤立无援，节节败退。红军坐视不动，眼睁睁看着十九路军被吃掉。福州陷落了，漳州陷落了，李济深逃到了香港。福建事变失败只用了两个多月。
蒋介石腾出手来，把全部兵力重新压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推进再也没有任何牵制。广昌失守，建宁失守，中央苏区一天比一天小。到了1934年夏天，红军已经没有办法在苏区内打破围剿了。突围，成了唯一的选择。
那扇在1933年秋天打开的门，在1934年春天彻底关死了。如果当时红军动了，如果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了，如果李济深的联合方案成了——历史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个问题，周恩来想了很多年。
第二章 红军走到了绝路
福建事变被拒绝之后，中央苏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
博古和李德把军事指挥权牢牢攥在手里。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他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把苏联红军打正规战的那一套搬到了江西的山沟里，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国民党军用钢筋水泥修碉堡，红军就用木头和石头修碉堡。人家有飞机大炮，红军只有步枪和手榴弹。这种打法，就是用鸡蛋去撞石头。
广昌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中最惨烈的一仗。红军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在广昌跟国民党军硬碰硬地打了十八天。红军战士一批一批地倒在敌人的炮火下，阵地丢了又夺，夺了又丢。最后广昌还是失守了，红军伤亡五千多人。
彭德怀当时气得骂了人。他骂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这种打法“崽卖爷田不心疼”。可骂归骂，仗还是按照李德的办法打。根据地一个县一个县地丢，红军一仗一仗地输。
到了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已经缩得只剩下几个县了。苏区的人力物力也耗尽了。扩红扩了又扩，能当兵的青壮年几乎都上了前线。粮食不够吃，盐也断了，伤病员没有药。整个苏区像是一个被箍紧的铁桶，越箍越紧，快要喘不上气了。
毛泽东那时候已经被排挤出军事指挥核心两年多了。他从前线被调回后方，成了一个“加里宁式”的人物，在政府里挂着一个主席的空衔，军事上的事情插不上嘴。可他一直在想办法。他找张闻天谈，找王稼祥谈，找周恩来谈。他一遍一遍地说，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得换个办法。
可博古和李德听不进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突围的路。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叫它“长征”。那时候的官方说法是“战略转移”——转移到湘鄂西去，跟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转一圈再打回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就是翻不完的雪山，就是走不出的草地。
出发的时候，没有人告诉红军战士们，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第三章 湘江的水是红的
长征刚开始的时候，红军的计划是沿着赣粤湘桂边界的山区，一路向西，到湘鄂西去跟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条路是博古和李德选的。他们想的是避开大城市的敌人主力，走山路，绕开封锁线。
可蒋介石不是傻子。他早就判断出了红军的突围方向。他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湘江沿岸布下了四道封锁线。最后一道封锁线设在湘江边上，由何健的湘军和薛岳的中央军把守。
红军连续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虽然损失不小，可主力还在。到了1934年11月底，红军抵达了湘江边。
湘江战役是长征开始以来最惨烈的一仗。红军要在湘江上架浮桥，几万人要从浮桥上过江。可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炸，大炮在两岸轰，几十万大军从三面压过来。红军的前锋和后卫都打光了，中间的机关和后勤人员还在往江边涌。
那几天几夜，湘江的水是红的。当地老百姓后来说了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八万六千多人。渡过湘江之后，只剩了三万出头。折损了五万多人。红三十四师担任后卫，全师几乎打光，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担架上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红八军团也几乎全军覆没。那些倒在湘江两岸的战士，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继续往西走。可蒋介石已经在前方布下了另一张大网。他在湖南西部和湘西一带调集了十几万兵力，摆开了一个“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面钻。红军的原定计划是北上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可那里正是敌人重兵集结的地方。
红军当时面临的处境是：前面有几十万敌军张开了口袋，后面有薛岳的追兵紧咬不放，脚下是走不完的山路，头上是天天轰炸的飞机。三万人的队伍，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伤病满营。如果继续往北走，就是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可博古和李德还是坚持要往北。他们不愿意改变原定计划，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他们在等待什么？没有人知道。可队伍里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支队伍快走到头了。
第四章 通道，那个改变方向的小城
1934年12月，红军走到了湖南通道县。
通道是一个小县城，在湘桂黔三省交界的地方。红军到了这里之后，暂时甩开了追兵，得了一个喘息的空档。周恩来利用这个空档，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第一次参加军事决策会议。两年多了，他一直被排斥在核心之外。可这一次，朱德和周恩来一起把他请了回来。
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通道县城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一共七个人。会议讨论的核心只有一个问题——红军接下来往哪里走。
博古和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北上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不同意。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
“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敌人的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毛泽东说得很直白。贵州方面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红军往贵州走，可以避开敌人的主力。而且贵州是王家烈的地盘，王家烈的“双枪兵”战斗力不强，挡不住红军。与其往北去钻蒋介石布好的口袋，不如往西去贵州，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寻找生机。
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都支持毛泽东。博古和李德虽然不愿意，可在多数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同意改变行军方向。
当天晚上七点半，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令，命令全军在12月13日西进贵州，攻占黎平。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最高等级电令——“万万火急”。
通道转兵。这三个字后来被写进了历史。刘伯承后来说过一句话：“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三万红军从通道往西，走进了贵州的大山。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那张口袋，白摆了。
第五章 黎平、猴场、遵义
通道转兵只是第一步。红军到了贵州之后，接下来往哪里走，还是一个问题。
博古和李德不甘心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到了黎平之后，他们又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在黔东一带建立根据地，然后视情况再往北走。可毛泽东坚持要继续往西，到川黔边去建立根据地。周恩来在黎平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关键的表态。他说，他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红军继续往西，向乌江边挺进。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江水湍急，两岸是悬崖峭壁。黔军在乌江北岸布防，想把红军挡在江南。红军在江边的一个小渡口，用一个十九岁的工兵想出来的办法——砍竹子扎筏子，连成浮桥——用了三天时间，三万人全部渡过了乌江。
过了乌江，红军一路往北，攻占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那一刻起，红军的命运开始扭转。
第六章 苟坝，那盏深夜的马灯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可那时候的红军，还远远没有走出险境。
1935年3月，红军二渡赤水之后重新占领了遵义。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接下来打哪里？中央开会讨论。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那是一个物资集散地，打下来可以补充给养。朱德也赞成，会议作出了决定。
可毛泽东不同意。他判断打鼓新场是个陷阱——敌人已经在周围集结了重兵，就等着红军往里面钻。他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没有人听他的。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那天晚上，毛泽东没有睡。他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天还没亮，他提着马灯，走乡间小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他叫醒了周恩来，把自己的判断说了一遍。他说，打鼓新场不能打，那是个圈套，敌人已经在等着了。他让周恩来把进攻的命令晚一点发，再想一想。
周恩来听完之后，想了一会儿，同意了。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暂缓发布命令。第二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的电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敌人确实在打鼓新场周围集结了重兵，就等着红军进攻。如果当时打了，三万多红军就会钻进敌人的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晚年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含着泪说了一句话：“当年要是毛主席没有冒雨连夜来找我，三万红军就会彻底覆灭。”
苟坝那盏马灯，照亮的是一条几万人的命。从通道转兵到苟坝夜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把红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他靠的不是权力——那时候他手里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靠的是判断力，是对战场态势的直觉，是对敌我双方心思的把握。而周恩来在中间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愿意听，愿意在别人都不听的时候听，愿意在最危急的关头把决定权交到那个能看清方向的人手里。
第七章 那声叹息背后的重量
回过头来看，周恩来在1949年说出的那番话，分量比表面上重得多。
他说的是李济深。1933年，如果红军接受了李济深的联合反蒋建议，福建事变可能就不会失败，十九路军可能就不会被吃掉，蒋介石可能就不会腾出手来全力围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可能就不会失败，长征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个“如果”是真实的，不是臆想。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东进建议，就是基于这个判断。周恩来也支持这个判断。可博古和李德拒绝了。他们拒绝的理由，现在看来近乎荒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可就是这句荒唐的话，断送了那扇打开的窗。
周恩来后来反复提到这件事。他跟博古长谈过一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和博古都不适合。你们排斥毛泽东，把他晾在一边，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丢了整个苏区。
他还跟博古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周恩来这些话，是在事后说的。可如果没有事后的反思，就不会有1949年那句“本可避免”。那句话里，藏着一个亲历者对那段岁月的全部沉痛。湘江的血，草地的泥，雪山的骨，泸定桥的铁索——这一切的起点，都指向1933年那扇被关上的门。
第八章 走出来的路
长征最终还是走完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一万人。这一路上，红军过了十一个省，翻过了十八座大山，渡过了二十四条大河，走了两万五千里。
可如果那扇门没有被关上，如果1933年的那个建议被采纳了，这三万人的命，也许就不需要在那条路上丢了。
周恩来在1949年说的那番话，不是在苛责谁，也不是在翻旧账。他是在告诉那些质疑李济深的人——你们不知道，我们曾经错过了一个机会。你们不知道，那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手。你们不知道，我们因为傲慢和教条，没有接住那只手。
那番话的分量，不是一句“如果”就能承载的。它是用两万五千里路、用无数条人命换来的教训。它告诉后来的人：在革命的路上，最危险的敌人有时候不在外面，而在自己的脑子里。教条、傲慢、宗派主义——这些东西比敌人的碉堡更可怕，因为它们会让你在敌人还没动手之前，先把自己的路堵死。
尾声
很多年之后，李济深在回忆录里写到了1933年的那个冬天。他派到瑞金的代表，带着联合反蒋的草案，等了很久，没有得到回应。他后来知道了原因——红军内部的“左”倾领导人认为他是“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能合作。
他没有抱怨。他只是说了一句话：“时机错过了。”
那扇门关上了。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两万五千里，多少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因为他们相信，前面有路。
风从1933年福州那个冷清的会场里吹过来，吹过李济深派出的代表在瑞金城外等待时冻僵的双手，吹过博古和李德在会议上说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时那张冷漠的脸，吹过毛泽东一遍又一遍进言却无人理睬时攥紧的拳头。吹到今天，还在吹。
周恩来那句“本可避免”，是对那段岁月最沉重的注解。可历史没有如果。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如果”就活过来。可后来的人应该记住——有些路，本来可以不走。有些血，本来可以不流。有些门，本来可以打开。
只是那扇门，在1933年的冬天，被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