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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到底知不知道毛泽东？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答案是这样的。孙中山比毛泽东大27岁
孙中山到底知不知道毛泽东？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答案是这样的。孙中山比毛泽东大27岁。1925年孙中山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乡下搞调查、办农会。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地下的火苗。但孙中山，确实知道毛泽东。要说孙中山是怎么认识毛泽东的，得从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那段经历说起。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回到长沙。这趟北京之行让毛泽东在李大钊那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思想上基本定了方向，回湖南后毛泽东和当时主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保持着频繁通信。当年秋天，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最早的地方党组织之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后因巡捕搜查，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续会。全国13名代表出席，代表各地约57名党员。毛泽东以湖南代表身份到场，时年28岁，是出席代表中最年轻的几人之一。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湖南的建党和工人运动工作。落到实处，毛泽东没有拖。1922年9月1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共同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矿上1.7万余名工人停工，历时5天取得胜利，这是中共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成功案例。正是这段在湖南扎根的实践，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位置，也是他后来能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基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165名代表陆续入场。毛泽东坐在39号席位。会场另一侧，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军官以列席身份坐着，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平生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屋檐下。孙中山坐在主席台上，要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进行到1月28日，广州代表方瑞麟突然站起来，要求在党章里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条，摆明了要把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赶出去。李大钊起身说话，大意是加入国民党是为对国民革命有所贡献，并无私心，口气诚恳，让不少准备围攻的国民党元老也沉默下来。毛泽东紧随其后站出来，引经据典，正面驳斥方瑞麟，为三民主义做了一番辩护。孙中山坐在台上，频频点头。1月30日选举结果出炉，毛泽东进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与林伯渠、瞿秋白等人并列。列席旁听的蒋介石，名字没出现在任何名单里。孙中山力排众议，亲自提名毛泽东担任章程审查委员，这是孙中山对毛泽东最直接的认可。宋庆龄后来说，孙中山曾亲口讲过，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新血液来救活。毛泽东这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就是孙中山心里那股"新血液"。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当年9月出任政治部主任。这所学校后来走出了国共两党大批将领，国民党方面有胡宗南、杜聿明，共产党方面有徐向前、陈赓。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走后，毛泽东被汪精卫提名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创办了《政治周报》。但毛泽东没有停在宣传工作上。1926年5月，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来自全国20个省份的327名学员在广州集中受训，毛泽东亲自设计课程，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萧楚女、恽代英、彭湃也在所内授课。10月讲习所结业，学员散回各省，湖南农民运动进入新的阶段。1927年1月，毛泽东赴湖南实地考察，走访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大量访谈农民、乡绅和地方干部。3月，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约一万七千字，正面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成绩，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篇报告在党内引发了很大争论，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判断截然相反。孙中山在1924年给了毛泽东一次公开说话的机会。两人在广州的那次相遇，没有留下多少东西，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刻任何人的预料。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共一大历史资料专题）新华网（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相关报道）人民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料）新华网（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史料）
第1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第2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第3届最高领导人：不
第1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第2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第3届最高领导人：不是毛主席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之后一直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主席终于成为最高领导人，历史最终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最高负责人并不是毛主席；到了第二届、第三届，也还不是他。1921年南湖船上风很轻，船舱却装着一群年轻人的大事。毛主席是湖南来的代表，坐在会场里，身份重要，却不在最前排。陈独秀那时站在中央位置，二大定党章，三大谈国共合作，毛主席更多是在事务里打磨手脚。一个后来能把大局看得很深的人，早年并没有被历史提前挂上金匾，这才耐人寻味。那时候的党，像刚学走路的孩子，膝盖常常磕破。城市工运、军阀压迫、国民党右派清共，一件事压着一件事。1927年八七会议前，毛主席只是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还在问路在哪里，他讲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是拍桌子的豪言，是血水里泡出来的判断。秋收起义没有攻下长沙，硬拼只会把队伍拼光。他转向湘赣边界，把残存力量带上井冈山。山路泥泞，草鞋踩进去，拔出来都费劲，可活路偏偏就在这种地方。井冈山不是什么现成的舞台。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有自己的脾气，起义军也带着旧军队留下的毛病。毛主席没有只盯着枪和阵地，他盯着人。党组织进连队，士兵委员会立起来，官兵之间少一点旧军阀的架子，老百姓才肯开门、肯送米、肯把消息递过来。前三次反围剿能打赢，不只是会绕山路、会抓战机，也靠这支队伍慢慢有了魂。书生气还在，泥土气也长出来了。可中国革命走到这里，并没有一路顺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人掌握更多话语权，留苏背景成了硬招牌，本本上的话压过山沟里的经验。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主席失去红军总政委职务，中央红军指挥权也被拿走。这个转折很沉。中央苏区一点点被压缩，红军主力到1934年不得不踏上长征。路不是诗里的远方，是草根、饥饿、追兵和随时会塌下来的天。遵义会议开在1935年1月。贵州的冬天湿冷，队伍已经到了险处，再照旧走，可能真就走不出去了。会上，博古、李德那套指挥办法受到批评，毛主席重新进入军事指挥核心，也成了政治局常委。可事情没那么戏剧化，并不是灯一亮，他就立刻坐到所有人头上。张闻天承担中央总负责，周恩来在军事领导中仍有重分量。毛主席真正站稳，是在实际行军与作战里一点点站稳。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地图上一条细线，落到人身上就是命。到了陕北，队伍算活下来了，可活下来不等于万事大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的阴影越来越重，民族危亡像大石头压在胸口。瓦窑堡会议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摆上桌面；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重新打开门缝。毛主席看得明白，合作要有，可共产党武装不能把手脚交出去。胳膊让别人牵着，走偏了也只能摔自己的跟头。全面抗战爆发后，真正考验来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把战争分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他主张到敌后去，到群众里去，在山地、村庄、交通线旁寻找空间。王明从苏联回来后，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话听着整齐，落到战场上却容易把手脚捆住。1937年底到1938年春，毛主席一度很孤立，那句“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苦味很重。窑洞外的战局却慢慢给了回答，敌后根据地长起来了，八路军、新四军也打开了局面。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支持毛主席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这句话当然有分量，可真正把它托住的，不是远方来的声音，而是长征、抗战、根据地建设中一次次被验证的判断。会议决定由毛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张闻天位置后移，王明也退到后面。党内的方向盘，终于交到更懂中国道路的人手里。更深的一步，是毛主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个字很朴素，却像把窗户推开了。中国革命不能只拿外国尺子量，中国的山河、农民、军队、乡村社会，都要进到理论里。延安整风把教条主义、宗派习气往外清。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主席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党也更完整地学会自己拿主意。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大会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回头看，前三届最高负责人都不是毛主席，并不奇怪。真正的领袖不是名单上排出来的，是被失败、泥土、枪声、饥饿和万千人的选择磨出来的。延安窑洞的灯亮到深夜，纸页翻动，烟灰落下，外头风吹过黄土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