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一个关于足球的有意思的理论：国运平衡器。
千禧年后，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态度几经变迁，02年闯入世界杯时的踌躇满志，接连输给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时的怒其不争，目前阶段占主流的是自我安慰式的“国运平衡器”理论。
所谓“国运平衡器”理论指的是：中国在近20年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取得巨大进步，综合国力稳居世界前列，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月满则亏”、“亢龙有悔”，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什么都好，接下来就要开始倒霉了，如果中国一定得有点缺陷的话，那不如让足球当这个缺陷，毕竟足球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相比，重要性不那么高。
“国运平衡器”理论本是中国球迷和网友的一种自嘲，但细细想来，其背后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学逻辑，因为在我们身边，有一个现成的反例：日本在经济泡沫彻底破裂后，足球却迎来了持续进步。
足球的背后，是社会的变迁，先说结论：一个国家足球的腾飞，往往要发生在后工业时代，烈火烹油的经济裂变期，恰恰没有足球运动持续进步的社会土壤。
后工业时代之所以说能孕育出优秀足球运动的社会土壤往往出现在后工业时代，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存在一个特点：“卷”的收益不高，“躺”的代价不大。
再说一遍，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卷的收益不高，躺的代价不大”，恰恰是足球运动持续进步所需要的社会土壤。
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足球运动近十年进步明显，国际排名不断上升，究其原因无非两点：足球人口基数扩大，和专业化的青训体系。
这两点，一个一个看，先说足球人口。
想要扩大足球人口，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让更多人愿意踢球，另一个是有得有地方让人踢球。
这两个条件也只能发生在后工业时代，先说场地，日本的人均球场面积是中国的6倍，但日本的人均球场面积可不是一直就这么高的，日本足球场数量大量增加是发生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在工业化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土地价值是不断膨胀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舍不得用城市中大量土地去兴建并不会带来太高经济收益的足球场。
相比于土地，后工业时代会自动驱使足球人口增加的逻辑要更难以理解一点，首先请大家试着理解这句话：
一个社会由工业化转为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空间资产贬值，时间资产升值。
空间资产贬值好理解，随着社会总住房需求得到整体满足，房地产市场见顶，房子等空间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占比稳步下降。
时间资产升值，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让我们再回到段落开头关于后工业化时代社会特点的讨论，后工业时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卷”的收益不高，“躺”的代价不大。
时间资产后工业社会呈现出“卷的收益不高，躺的代价不大”根本原因是经济模式趋于稳定，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收益的机会明显减少，灰色地带不断被压缩，快速跨越阶层的机会不断减少，社会竞争的路径日趋清晰，想要往上走，只能在固定的规则下一点一点向前，这个过程极为艰辛，如果不能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胜出，就只能接受平庸。
但同时，由于后工业社会已经走完了工业化扩张阶段，其社会生产力和福利保障制度又都相对完善，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想获得基本生活需求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后工业社会发达的生产能力注定了满足人们衣食行的成本不会太高，而随着房子投资属性的丧失，住的成本也会快速下降。
总结一下，在一个后工业社会中，个体想维持基本生活，非常简单，但是想跨越阶级，却非常的难，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卷的收益不高，躺的代价不大。
后工业化社会，好比一个设计有些失败的游戏：简单模式下通关易如反掌，复杂模式下通关难如登天。
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性价比不低的选择就是：留在简单模式中，不去碰复杂模式。
当一个社会处于工业扩张期时，时间就是金钱是一条基本定律，由于真金白银摆在那，社会上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愿意去放弃娱乐，甚至牺牲健康来换取经济收益。
但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由于社会总需求相对恒定，而社会潜在生产能力却趋近于无限大，结果就是玩命加班并不一定能带来可观的额外收益。
当获得超额经济收益的难度变得巨大无比时，很多人会选择追求其他收益，比如健康，再比如快乐。
运动可以让人体释放大量使人快乐的多巴胺，所以一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社会，其成员喜欢运动几乎是一种普遍规律，而足球运动需要体能、技巧与谋略完美结合，又具备适度的对抗性，是现代社会的天选运动。
便宜的足球场，很难获得的超额经济收益，对健康与快乐的需求增加，这些条件拼凑在一起，便会催生出，足球运动腾飞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较大规模的足球人口。
而专业化的青训体系，也得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孕育。
张雪与张雪峰成熟且稳定的青训体系，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时间资产的一部分。
先来解释一下时间资产与后工业社会的人生算法：在社会各部门相对成熟的后工业时代，一夜暴富的机会减少，唯一的出路是深耕某一领域，只有做到头部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而这个过程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且未必成功。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有一个张雪和张雪峰之问。
面对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还是好就业的专业这个问题时，张雪峰认为应该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因为盲目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可能会饿死，而张雪则认为应该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失败了也不后悔。
张雪和张雪峰的回答都正确，但分别适用于不同时期：
张雪峰的答案适用于工业扩张期，或者说后工业社会前期，因为整个社会还存在巨大信息差，两个社会阶层相同，学习成绩相近的人可能仅仅因为选择了不同专业，就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个时候，当然得选所谓的“好就业”的专业。
而张雪的回答案其实更适用于后工业时代，因为在行业稳定阶段，因信息差造成的专业选择错位，进而收入天壤之别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了，在后工业化社会，你的选择就那么几种，且想走到高处都不轻松，既然如此，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就变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个原因是张雪说的失败了也不后悔，另一个原因则是在只有做到顶尖才能吃到红利的社会逻辑下，干自己喜欢的领域才更有可能做到顶尖。
现在，来看一看足球运动的属性吧，它既可以是一项爱好，也可以是一种职业选择，如果走职业化道路，做到顶尖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不幸没做到顶尖，也可以当一份普通工作，再不济没能走上职业化道路，当成一种爱好，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该说一说对足球运动至关重要的青训体系了，青训体系中，国家和政府能起到扶持和辅助的作用，但是其中的核心环节，还要由俱乐部完成。
想要搞好足球青训，俱乐部得致力于去做一个长期主义者，这种长投入，慢收益的运营模式，也大多会发生在后工业时代，因为一个俱乐部要想玩这种长期主义的投资，就得有稳定的现金流作为支撑，而在企业速生速死的经济快速膨胀期，是不能奢望有一批这样的企业，能耐得住性子，且有稳定的现金流来投入回报周期漫长的足球青训了。
简单总结一下，足球产业的成熟，需要构建一个长期主义的体系，社会上得有一大批企业，和大量的社会成员，愿意参与到这样的一种长期主义的游戏中来，而这一切都得发生在社会经济趋于稳定后。
这个规律完全适用于欧洲强队和正在变强的日本队，但一些球迷可能会给出反例：巴西和阿根廷，并不是发达国家，且很难说完成了工业化，不能算后工业化国家，为什么也是强队呢？
注意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稳定，稳定有发达的稳定，也有欠发达的稳定，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南美国家，都不能算富裕，但是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但工业不发达，更不要说高科技产业了，这就造成了一个社会现实：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吃饱饭容易，但是在吃饱饭后想通过从事有较高技术含量的行业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极为困难，这样的国情，让巴西和阿根廷拥有了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社会逻辑。
时代车轮人是社会的产物，大多数人的一生不过是随着时代洪流起伏，但我们仍不可否认，确实会有一些人选择逆流而上，为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计得失，视经济狂潮为无物，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才让中国足球在社会土壤尚未准备好时，仍能在某些时刻冒出一些闪光点。
如今的中国，工业狂飙仍在继续，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利于足球长期发展的社会土壤已经初见端倪。
房地产的冷却让空间资产不再那么紧俏，除Ai相关产业等少数还在高歌猛进的行业外，大多数行业已趋于稳定，“卷”的边际效应递减。
工农业的高度发达，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让社会成员能以一个极低的成本满足基本社会需求，而这正是足球等体育产业能够获得长期发展的社会土壤。
近5年，民间自发的足球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反全球化浪潮又导致了原本致力于“捞一波就跑”的短期资本不得不向致力于获得长远利益的长期资本转型。
某种意义上讲，执念这种东西本身就是经济裂变期的产物，但淡然则是工业时代的普遍社会氛围，20年的沉浮，已经让中国球迷少了一分执念，多了一分淡然，“国运平衡器”理论的出现就是这种淡然的体现。
足球是圆的，它代表无数可能，放弃执念，才能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