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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儿子把我送进养老院那天,我随后给养子打了个电话:接我

四个儿子把我送进养老院那天,我随后给养子打了个电话:接我楔子 二零二三年深秋,邯郸城西郊的夕阳红养老院门口,一辆黑色商务
四个儿子把我送进养老院那天,我随后给养子打了个电话:接我楔子
二零二三年深秋,邯郸城西郊的夕阳红养老院门口,一辆黑色商务车扬长而去,卷起一地枯黄的梧桐叶。
我站在铁栅栏门前,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布鞋。秋风钻进领口,凉意顺着脊背往下窜。
院长姓刘,四十出头的女人,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和气。她接过我的资料翻了翻,抬头看看我身后空荡荡的马路:“大爷,您儿子们呢?这就走了?”
“走了。”我说。
“那……我扶您进去吧。”
我摇摇头,把塑料袋换了只手提着:“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手机是老四去年给我买的智能机,屏幕大,字也大,可我手指头粗,按了半天才拨出去。嘟——嘟——嘟——三声之后,那头接了。
“爸?”声音有些迟疑,带着不确定的小心。
我没说话,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爸,是你吗?”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酸涩压下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建国,你来接我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二十年前我就说过,这辈子不会再麻烦他。
“你在哪?”
“夕阳红养老院,城西这边。”
“谁送你去的?”
“别问了,”我说,“你就说,你来不来接我。”
“等着。”
电话挂断了。
刘院长在旁边站着,大概是听到了对话内容,眼神里多了些探究:“大爷,您这是……”
“我等人来接我。”
“可是您的入住手续已经办好了,费用也交了一年的……”她为难地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夹,“而且您儿子们在协议上签了字,要是您现在走,这笔钱可退不了。”
“不退就不退吧。”
我拎着塑料袋,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坐下。阳光斜斜地照过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我低头看着自己这双手——满是老年斑,青筋凸起,指关节因为风湿变了形。就是这双手,当年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在码头上扛过包,在煤窑里挖过煤,硬是把五个儿子拉扯大。
五个儿子。
四个亲生的,一个收养的。
如今,四个亲生的把我送到了这里。
而我打电话求救的,却是那个被我伤得最深的孩子。
风又大了些,我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由远及近。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停在养老院门口,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
他穿着深蓝色的夹克,头发花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二十年没见,我们都老了。
他站在车边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爸。”
就这一个字,我绷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第一章 老宅
我叫赵德厚,今年七十三岁,河北邯郸人。
十六岁那年,爹死在煤窑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娘哭瞎了一只眼,拉着我和两个妹妹讨饭活命。二十二岁娶了媳妇,媳妇跟着我吃了半辈子苦,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她却走了。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有一把子力气。年轻时在建筑队干活,后来包了点小工程,攒下几套房,存了点钱。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在农村不算差,四个儿子也都成了家,我应该安享晚年才对。
可事情偏偏就不是这么回事。
先说我的四个亲生儿子。
老大赵国强,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生意做得不小,住的是复式楼,开的是奥迪。老二赵国栋,在乡政府上班,当了十几年科员,前年总算提了个副科,逢人就说自己是国家干部。老三赵国良,跑长途货运的,一年到头在外面跑,挣的都是辛苦钱。老四赵国平,最小,也最滑头,在镇上开了个网吧,后来又搞什么直播带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也没见他挣多少钱。
这四个儿子,说起来都不算没出息,可他们对我这个老子,是一个比一个不上心。
老伴在世的时候还好,逢年过节还都回来,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二零一八年,老伴查出了肝癌,从发现到走,前后不到三个月。她走的那天晚上,我守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一点点没了呼吸。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魂也跟着去了大半。
老伴走后,我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老宅子是八十年代盖的,青砖灰瓦,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是结婚那年老伴亲手栽的。每年秋天,树上挂满红彤彤的石榴,裂开口子,露出晶莹剔透的籽。老伴在的时候,总爱摘石榴给我吃,一颗颗剥好了放在碗里。她不在了,石榴熟了也没人摘,落在地上烂掉,引来一群蚂蚁。
刚开始,四个儿子还轮流来看我。老大一个月来一次,开着奥迪,穿得板板正正的,进门坐半个小时就走,说是店里忙。老二来得勤一些,但每次来都带着工作电话,接起来就没完没了,话也说不上几句。老三倒是实在,来了就帮我劈柴、修水管、收拾院子,可他常年在外跑车,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四离得最近,镇上离村里骑电动车也就二十分钟,可他总说要搞事业,十天半月不见人影。
我倒也不怪他们。年轻人嘛,各有各的事,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守着我这个老头子。再说了,我身体还算硬朗,自己能做饭,能洗衣,能种菜,日子也能过。
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
那天下了大雪,我踩着梯子上房顶扫雪,脚下一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左腿骨折,肋骨断了两根,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住院期间,四个儿子轮流来陪护,倒也尽心。可等我出院回家,问题就来了——我不能动了。
医生说至少要休养半年,这半年里不能下地走路,吃喝拉撒都得有人伺候。
谁来伺候?
四个儿子在医院开了个会。
老大先开口:“我店里实在走不开,要不咱们凑钱请个保姆?”
老二摇头:“请保姆不便宜,而且谁知道请来的人靠不靠谱?万一虐待咱爸怎么办?”
老三说:“要不我停几个月车,我来照顾爸。”
老四立刻反对:“三哥你那车贷还完了吗?你停了车喝西北风啊?”
几个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轮流照顾,一家一个月。老大第一个月,老二第二个月,以此类推。
方案定下来了,执行起来却是一团糟。
老大接我回去的第一天,嫂子就甩脸色。她嫌我在家里碍事,嫌我上厕所不方便,嫌我吃饭掉米粒。第三天,老大跟我商量:“爸,要不你去老二家住几天?我这店里实在忙不过来。”
到了老二家,弟媳倒是客气,可老二每天早出晚归,她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我,累得够呛。半个月后,老二委婉地跟我说:“爸,你看老三什么时候回来?要不你先去他那住几天?”
老三倒是真心想照顾我,可他媳妇不同意。三嫂在电话里跟老三吵:“你天天在外面跑车,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已经够累了,你还要把你爸弄来?他瘫在床上动不了,谁给他端屎端尿?我吗?”
老四最绝,直接跟我说:“爸,要不你去养老院吧。我看了一家,条件挺好的,有专人照顾,还有老头老太太陪你打牌聊天,比一个人在家强多了。”
我当时没吭声。
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都有自己的难处。可我就是想不通,当年我和老伴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们拉扯大,供他们上学,给他们娶媳妇,帮他们带孩子,如今我老了,病了,怎么就变成了累赘?
轮到老四照顾的那个月,他把我和轮椅一起搬到了他的直播间里。他搞直播带货,卖的是邯郸本地的土特产,什么驴肉火烧、魏县鸭梨、涉县核桃。他让我坐在镜头后面,偶尔喊两句“好吃”“真香”。没想到这一招还挺管用,观众看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吃得津津有味,纷纷下单。老四那段时间赚了不少钱,对我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可好景不长。我的腿渐渐好了,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老四就不再需要我这个“道具”了。他又恢复了十天半月不露面的状态。
今年九月的一天,四个儿子突然一起回来了。我以为是来看我的,还挺高兴,让隔壁张婶帮忙买了菜,准备做顿好的。结果老大一进门就开门见山:“爸,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觉得你去养老院比较好。”
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
老二接着说:“爸,你别多想,我们不是不管你。只是你看,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分身乏术。养老院有专业的护理人员,环境也好,你去了也有人作伴。”
老三低着头不说话,算是默认了。
老四嘴甜:“爸,你放心,我们给你找的是最好的养老院,一个月三千八,带独立卫生间,还有电视空调。我们兄弟四个平摊费用,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我看着他们四个人,忽然觉得很陌生。这是我的儿子们吗?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吗?他们小时候生病,我背着他们走十几里路去医院;他们上学没钱,我去工地搬砖,一天挣五块钱,攒够了学费;他们结婚买房,我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
可现在,他们要送我去养老院。
“我不去。”我说。
“爸——”老大皱了皱眉。
“我说了不去。”我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我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五十年,哪儿也不去。”
气氛僵住了。
最后还是老四打破了沉默:“行行行,不去就不去,我们再想办法。”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想错了。
第二章 圈套
九月底的一天,老大打电话来,说带我去县城转转,散散心。我挺高兴,换上了干净衣裳,坐上他的奥迪车。一路上他跟我聊家常,说店里的生意,说孩子的成绩,气氛很好。
车开到县城,却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西开。
“不是说到县城吗?”我问。
“哦,顺便带你去看看那个养老院,”老大说得轻描淡写,“你不是说不去吗?我们就去看看,又不一定非要住。”
我没多想,点了点头。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停在一座大院门口。大门上写着“夕阳红养老院”六个金色大字,旁边挂着牌子——“省级示范养老机构”。院子很大,种着花花草草,几栋白色小楼整齐排列,看起来确实不错。
老大带我进了接待室,一个圆脸的女人迎上来,自我介绍说是院长,姓刘。她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一圈,房间宽敞明亮,有电视空调独立卫生间,楼下还有活动室、棋牌室、阅览室。几个老头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看起来悠闲自在。
“大爷,您看这环境还行吧?”刘院长笑眯眯地问。
“还行。”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再好也不是家。
参观完了,老大说:“爸,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去办点事,马上回来接你。”
我以为他真的去办事,就在接待室里坐着等。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人回来。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人。我有些着急了,掏出手机给老大打电话。
电话关机。
我又打给老二、老三、老四,全都关机。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刘院长端着一杯水走进来,脸上的笑容有些尴尬:“大爷,您儿子们刚才已经把入住手续办好了,一年的费用也交了。他们说……以后您就住这儿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原来今天根本不是带我来参观的,他们是早就计划好了,要把我扔在这里。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刘院长大概也觉得这事办得不地道,安慰了我几句,无非是什么“这里的条件比家里好”“有同龄人作伴”“儿女们也是为你好”之类的话。
我听不进去。
我只知道,我被抛弃了。
被我的四个亲生儿子,像丢一件破衣服一样,丢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在接待室里坐了整整两个小时。期间刘院长来劝了好几次,说带我去房间看看,我都拒绝了。直到下午三点多,我终于站起来,走到门口。
门外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那是老大的车。他应该是送我来的时候就停在那儿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心里翻江倒海。
六十七年了,我从一个吃不饱饭的穷小子,熬到今天有房有存款,到头来却落得个被亲生儿子送进养老院的下场。我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列祖列宗,可我的儿子们呢?他们对得起我吗?
可转念一想,我又有什么资格埋怨他们呢?
我这一辈子,做过太多错事。其中最错的一件,就是对那个叫赵建国的孩子。
想到这里,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进口袋,摸到了手机。
通讯录里存着五个号码。前四个,刚才都关机了。第五个,备注是“建国”。
这个名字在我的手机里躺了很多年,我从来没有主动打过。不是不想打,是不敢打。我不知道打通了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可今天,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按下拨号键。
嘟——嘟——嘟——
每一声响都像是在敲打我的心。
然后,那头接了。
“爸?”
就这一个字,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二十年了,他还叫我爸。
第三章 往事如烟
赵建国不是我亲生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
一九八五年,我在邯郸市区的建筑工地上干活。那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疼。中午歇工的时候,工友们都躲在阴凉处啃馒头喝水,我听到一阵哭声。
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工地后面的垃圾堆旁边放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有个婴儿,瘦得像只猫,脸上糊满了泥巴和眼泪,嗓子都哭哑了。
我蹲下来看了看,孩子身上裹着一块破布,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孩子叫狗蛋,生于农历五月十八,求好心人收留。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养不活他,对不起。”
纸条下面没有署名。
我抱着孩子回了工地,工友们围过来看,七嘴八舌地议论。有人说送到派出所去,有人说送到福利院去,还有人劝我别多管闲事,这种孩子谁捡了谁倒霉。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可能是看他实在太可怜了,也可能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差点饿死的经历,总之,我把这个孩子抱回了家。
老伴看到我抱着个婴儿回来,吓了一跳。我把情况说了,她二话没说,先把孩子接过去,烧了热水给他洗澡。洗完之后才发现,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肚子上全是青筋,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
“造孽啊。”老伴一边给孩子喂米汤,一边抹眼泪。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子,老大八岁,老二五岁,老三刚满周岁。家里的日子本来就紧巴巴的,再多一张嘴,更是雪上加霜。
可老伴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她把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养,给他喂奶,给他换尿布,夜里起来好几次哄他睡觉。孩子身体弱,三天两头生病,她就背着孩子走十几里路去看大夫。
我给孩子取名叫建国,随我姓赵。老大叫国强,老二叫国栋,老三叫国良,建国排第四。后来老四出生了,取名国平,建国就变成了老五。
建国从小就懂事,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知道帮着家里干活。五岁会扫地,六岁会烧火,七岁就会踩着板凳做饭了。学习也刻苦,成绩一直是班上前几名。老师来家访的时候说,这孩子聪明,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听了很高兴,可同时也犯了愁。四个儿子都要上学,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拼命地干活,白天在工地上搬砖,晚上去码头扛包,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老伴也没闲着,在家里养猪养鸡种菜,拿到集市上去卖。
日子虽然苦,但一家人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九九五年。
那一年,建国十岁,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放学回来,他哭着问我:“爸,我不是你亲生的对不对?”
我愣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里有个同学跟他吵架,骂他是没人要的野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跑去问班主任,班主任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他就明白了。
我把他搂在怀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老伴在一旁掉眼泪,拉着他的手说:“建国,你就是我们的亲儿子,谁说的都不算。”
从那以后,建国变得沉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开朗,总是低着头,一个人发呆。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从班上前三名掉到了十几名。
我和老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那个年代的人不擅长表达感情,总觉得只要把孩子养大就行了,至于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很少去琢磨。
一九九七年,我承包了一个小工程,赚了一些钱。手头宽裕了,我就想着把老宅翻新一下。盖房子的时候,建国特别积极,帮着搬砖、和水泥、递工具,干得比大人还卖力。我夸他能干,他笑了笑,没说话。
房子盖好的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新房里吃饭。喝了点酒,我有些上头,拍着建国的肩膀说:“建国,你虽然不是老子亲生的,但老子对你比对亲生的还好,你可不能忘了老子的恩情。”
这句话本来是酒后吐真言,可说出来味道就变了。
建国的筷子顿了一下,低下头,轻轻说了句:“我知道。”
老伴瞪了我一眼,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意识到说错话了,赶紧岔开话题,可那句话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就是说了那句话。“恩情”这两个字太重了,压在一个人身上,会把人压垮的。
第四章 裂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孩子们都长大了。
老大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跟着我干了几年工地,后来自己开了建材店。老二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乡政府工作。老三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学了开车,跑起了长途货运。老四从小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整天泡在游戏厅里。
建国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他考上了县一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说,以他的成绩,考个重点大学不成问题。
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是骄傲的。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养子有出息,我这当爹的脸上也有光。
可与此同时,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建国越优秀,就越显得我那四个亲儿子平庸。尤其是老四,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跟建国一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几个亲儿子面前夸建国。吃饭的时候说:“你看建国,这次考试又是年级第一。”过年的时候说:“建国拿了三好学生的奖状,你们几个什么时候也能拿一张回来?”亲戚聚会的时候说:“我家建国将来是要上大学的,不像你们几个,就知道混日子。”
我本意是想激励他们上进,可效果适得其反。几个亲儿子表面上不说什么,私底下越来越排斥建国。老大结婚的时候,建国要帮忙,老大说不用。老二升职请客,建国要去,老二说位置不够。老三买了新车,建国想坐,老三说副驾驶留给媳妇。
建国不是傻子,他知道哥哥们不喜欢他。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在家里尽量少说话,吃饭的时候匆匆扒几口就回房间了。有时候我跟他说话,他也只是点头或者摇头,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老伴发现了这个问题,私下里跟我说:“你别老是拿建国跟他们比,孩子们心里不舒服。”
我不以为然:“怎么就不能比了?建国比他们强,还不让人说了?”
老伴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二零零二年,建国高考。他的目标是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分数也够了,可填志愿的时候,他却改成了省内的师范学院。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师范学校学费低,离家近,能省点钱。”
我当时信了。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拖累家里。他知道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怕增加我的负担,主动放弃了更好的学校。
这件事我一直觉得亏欠他。
大学四年,建国几乎没向我要过钱。他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去当家教、发传单、在食堂帮忙打饭,硬是自己把大学读完了。毕业那年,他考上了县一中的教师编制,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他开始谈对象。女孩是他的同事,也是教语文的,长得清清秀秀,说话温温柔柔。两个人处了大半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女方家里要求有一套婚房,至少两居室,首付十万块。
建国工作两年,攒了三万块,加上我的两万块,还差一半。他不好意思开口跟我要更多的钱,我也装作不知道。
其实我有钱。那些年我包工程攒了些积蓄,拿出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可我心里盘算着,四个亲儿子都还没成家,老大开店需要资金周转,老二买房子需要首付,老三娶媳妇要彩礼,老四虽然还小,但也得提前准备。如果把钱给了建国,那几个亲儿子怎么办?
犹豫再三,我做出了一个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决定。
我跟建国说:“爸手里也不宽裕,你几个哥哥都等着用钱,要不……你再想想办法?”
建国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怨恨,而是一种深深的失望。
他说:“我知道了,爸。”
那天晚上,我听到他在房间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了几个字:“……算了,他不给……我自己想办法……”
后来,建国的婚事还是黄了。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女方的父母听说他是养子,担心他以后要赡养养父母,负担太重,不同意这门亲事。
建国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分了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谈过恋爱。
这件事成了我心头的一根刺,每次想起来都觉得疼。
第五章 决裂
二零零六年,家里出了一件大事。
老四在镇上打架斗殴,把一个人的胳膊打断了。对方家属报了警,老四被抓了进去。对方放出话来,要么赔二十万私了,要么就让老四坐牢。
二十万,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东拼西凑,借遍了亲戚朋友,也只凑了十二万。剩下的八万,我实在没办法了。
这时候,我想到了建国。
建国工作四年,省吃俭用,应该攒了一些钱。我知道不该开这个口,可为了老四,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他了。
建国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民房里,屋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到的时候,他正在批改作业,看到我来,有些意外。
我把情况说了,他沉默了很久。
“爸,你要多少?”
“八万。”
他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存折,递给我:“这里面有六万,是我这几年攒的,本来打算买房用的。你先拿去用吧。”
我接过存折,手有些抖:“建国,爸谢谢你。”
“不用谢,”他淡淡地说,“就当我还你的养育之恩。”
这话听着刺耳,可我当时顾不上那么多,拿着存折就走了。
老四的事情摆平了,可我和建国之间的关系,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从那以后,建国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以前每周都回来,后来变成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一个月一次。每次回来也待不久,吃顿饭就走了。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的,像对待一个陌生人。
老伴察觉到了变化,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她跟建国谈心,建国说:“妈,你别多想,我就是工作忙。”
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忙,他是心寒了。
二零零八年,老伴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先是头晕,然后是胸闷,去医院检查,说是冠心病,需要长期吃药。我让她住院治疗,她舍不得花钱,说吃点药就行了。
那一年,建国做了一个决定——辞职。
他辞掉了县一中的正式编制,去了南方,说想去外面闯一闯。临走那天,他来家里告别。老伴拉着他的手哭得稀里哗啦,让他照顾好自己,常打电话回来。
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说什么。
建国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爸,”他终于开口,“我走了,你照顾好我妈。”
“知道了。”
他转身离开,背影消失在巷子口。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这个儿子,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
建国去了深圳,先是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后来跟人合伙办了培训机构。他每个月都会给老伴打电话,寄钱回来,逢年过节也会发短信问候。但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老伴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都很高兴,挂了电话又叹气:“建国一个人在那边,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我说:“他都那么大的人了,还能饿死不成?”
老伴瞪我一眼:“你这张嘴,就不会说句好听的。”
二零一八年,老伴病重。我给建国打了电话,他连夜飞了回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老伴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建国跪在床前,握着她枯槁的手,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妈,我回来了。”
老伴睁开眼睛,看到他,嘴角扯出一个笑容:“建国,你瘦了。”
“妈,你好好养病,会好起来的。”
老伴摇摇头:“妈知道自己不行了。建国,妈对不起你……”
“妈,你别这么说。”
“你爸这个人,嘴笨,不会说话,可他的心是好的。你别怪他……”
建国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知道,妈。”
老伴走的那天晚上,建国一直守在床边。她咽气的那一刻,建国嚎啕大哭,像个孩子一样。
丧事办完之后,建国在家里待了三天。那三天里,他几乎没有跟我说话。第四天早上,他收拾行李,准备回深圳。
我送他到村口。
“建国,有空常回来看看。”
他没回头,只说了一句:“再说吧。”
然后他上了出租车,再也没有回来。
第六章 养老院的日子
我在养老院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彻夜未眠。
房间在三楼,朝南,窗户正对着院子里的花园。床单被褥都是新的,有股淡淡的洗衣粉味。电视能收到几十个台,空调呼呼地吹着暖风。条件确实不错,比我那老宅子舒服多了。
可我就是睡不着。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老伴,一会儿想起建国,一会儿又想起那四个不孝子。
凌晨两点多,我爬起来,走到窗边。院子里静悄悄的,路灯发出昏黄的光,把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又归于沉寂。
我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老大的号码还关着机,老二、老三、老四也一样。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把我扔在这里了。
我又翻到建国的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拨出去。
白天那个电话已经够丢人的了。人家二话不说就从深圳赶过来了,我总不能得寸进尺,真的让他把我接走吧?他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事业,凭什么要被我这个不负责任的养父拖累?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
第二天一早,刘院长来敲门,带我去吃早饭。食堂在一楼,宽敞明亮,早餐品种丰富,有粥有馒头有鸡蛋有小菜。我打了饭,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刚吃了几口,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端着餐盘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新来的?”她问。
“嗯。”
“怎么称呼?”
“姓赵,赵德厚。”
“我叫王秀兰,”老太太笑着说,“比你早来两个月,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王秀兰很健谈,一边吃饭一边跟我聊天。她说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没人照顾她,就把她送来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松,好像并不在意。
“你呢?几个孩子?”她问。
“五个。”我顿了顿,“四个亲生的,一个收养的。”
“哟,这么多孩子,怎么还把你送这儿来了?”
我苦笑了一声,没有说话。
王秀兰大概看出了我的难言之隐,识趣地转移了话题:“吃完饭我带你去转转,熟悉熟悉环境。这里挺好的,有棋牌室,有健身房,还有个小菜园,可以自己种菜。”
接下来的几天,我慢慢适应了养老院的生活。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去吃早饭,然后去院子里散步,或者去活动室看电视。午饭之后午睡一个小时,下午去棋牌室看别人打牌,或者跟几个老头老太太聊天。晚饭之后再看会儿电视,八点多就上床睡觉。
日子规律得可怕,也无聊得可怕。
这里的老头老太太大多跟我一样,是被子女送来的。有的子女在外地工作,没时间照顾;有的子女嫌老人麻烦,干脆花钱买个清净;还有的更惨,子女为了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愿意赡养老人,最后达成一致——送养老院。
我见过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退休前是中学教师,每月退休金六千多。他有三个儿子,都在本地工作,可没有一个愿意接他回去住。老爷子说起这事儿的时候眼眶发红:“我有退休金,不要他们养,就想有人陪着说说话。可他们连这点时间都不肯给我。”
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她的女儿在国外,一年回不来一次,只能把她托付给养老院。大妈每次提起女儿就掉眼泪:“我也不怪她,她有自己的生活。可我真的好想她啊……”
听着这些故事,我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不只是我,天下那么多老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命运。
可我又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有儿女,但没有选择。而我,明明有一个愿意接我走的养子,我却不敢打扰他。
建国那天接了我的电话,说了句“等着”,然后就挂了。我以为他会当天就来接我,可我等了一天一夜,他都没有出现。
也许他只是随口一说,根本没当真。也许他已经忘记了这个电话,毕竟我们有二十年没联系了。也许他根本不想见我,只是出于礼貌才答应了一声。
各种念头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搅得我心神不宁。
第五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借了刘院长的手机,拨通了建国的号码。
响了两声,那头接了。
“喂?”
“建国,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爸,你怎么换号码了?”
“我借别人的手机打的。建国,你……你那天说来接我,是不是忘了?”
又是一阵沉默。
“爸,我没忘。我在处理一些事情,处理完了就去接你。”
“什么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完,他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愣在那里。他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哀乐。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真的会来接我,还是在敷衍我。
刘院长接过手机,看我一脸失落地站在那里,安慰道:“大爷,您别着急,您儿子肯定会来接您的。”
“你怎么知道?”
“凭感觉,”她笑了笑,“那天他接电话的语气,一听就是在乎您的。”
在乎我?
我摇了摇头。如果他在乎我,就不会二十年不回家。如果他在乎我,就不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消失不见。
可我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在乎我呢?当年是我先放弃了他的。
第七章 意外的来访
第十天,养老院里来了一个人。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刘院长急匆匆地走过来:“赵大爷,有人来看你了。”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拎着果篮和营养品。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是老大。
“爸。”他走过来,把东西放在旁边的石桌上,在我对面坐下。
我没说话。
“爸,你在这儿住得习惯吗?”他讪讪地问。
“你说呢?”
他被噎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爸,我知道你生我们的气。可我们也是没办法,你看你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
“不放心就把我扔在这儿?”我打断他,“你们四个商量好了,把我骗过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这就是你们的孝心?”
“爸——”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老大涨红了脸,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沉默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爸,这里是五千块钱,你先拿着用。我店里还有事,先走了。”
说完,他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桌上的信封,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大走后,老二、老三、老四也陆续来了。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套路——带点东西,说几句场面话,放下一些钱,然后匆匆离开。好像只要花了钱,就算是尽了孝心了。
我把他们留下的钱全部交给了刘院长:“这些钱当作以后的费用,不够了我再补。”
刘院长推辞了一番,最后还是收下了。
第十二天,养老院里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上午,我正在房间里看书,刘院长敲门进来,神色有些古怪:“赵大爷,外面有位先生找你,说是你儿子。”
“我儿子?”我愣了一下,“哪个儿子?”
“他说他姓赵,叫赵建国。”
我手里的书啪地掉在了地上。
建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剪短了,精神了许多。他站在接待室里,正低头看墙上的宣传画。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来。
“爸。”
还是那个字,还是那种语气。平平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堵得厉害。
“我来接你。”他说。
“接我……去哪?”
“去我家。”
我愣住了:“你家?”
“我在邯郸市区买了套房子,两居室,不大,但够住。”他说,“以后你就住那儿。”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建国,你不用这样,我在这里住得挺好的……”
“别说傻话了,”他打断我,“收拾东西,跟我走。”
刘院长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眼圈也有些泛红。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赵大爷,你儿子来接你了,快去吧。”
我回到房间,把东西收拾好。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那两件换洗衣服和那双布鞋。我拎着塑料袋走出房间,建国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
“就这些?”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塑料袋。
“嗯。”
他伸手接过塑料袋,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他宽阔的背影,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二十年了,这个我曾经伤害过的孩子,最终还是回来接我了。
第八章 新家
建国开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轿车,不是什么豪车,但收拾得很干净。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情复杂。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进了邯郸市区。建国把车停在一个小区门口,小区的名字叫“幸福家园”,看起来很普通,但绿化不错,环境安静。
“到了。”他说。
我跟着他下了车,走进小区。他住在六楼,有电梯。打开门,一股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房子不大,两室一厅,装修简单但温馨。客厅里摆着一套布艺沙发,茶几上放着水果和零食。阳台上种了几盆绿植,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暖洋洋的。
“这是你的房间,”建国推开一扇门,“床是新买的,被子也是新的。衣柜里有衣架,洗漱用品在卫生间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布置得整整齐齐的房间,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建国,你……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
“去年。”
“你一个人住?”
“嗯。”
“那你接我来……”
“我一个人住也是住,两个人住也是住,”他淡淡地说,“正好有个伴。”
我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买这套房子,恐怕就是为了接我过来住的。
“建国,爸对不起你。”我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二十年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过去的就别提了。”
“不,要说清楚,”我固执地坚持,“当年你结婚买房,我没帮你。后来你妈生病,你回来了,我对你也不好。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南方打拼,吃了不少苦吧?”
“还行,”他说,“刚开始确实难,后来就好了。”
“你恨不恨我?”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恨过。”
就两个字,却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
“那为什么还要接我?”
他没有回答,转身走进了厨房:“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做饭。”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建国做了四个菜:红烧排骨、清炒西兰花、西红柿炒蛋、紫菜蛋花汤。都是家常菜,味道却出奇的好。我吃了两大碗米饭,把盘子里的菜吃得干干净净。
“好吃吗?”他问。
“好吃。”
“那就多吃点。”
吃完饭,他去洗碗,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着什么节目,我根本没看进去。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的身影,看着他洗碗、擦桌子、拖地,动作利落熟练,一看就是经常做家务的人。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
这些年,他在外面吃了多少苦,才练就了这一身本领?而这一切,原本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承担。如果他当初顺利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许就不用一个人孤零零地漂泊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建国,”我叫住他,“你……有没有想过找个伴?”
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桌子:“没有。”
“为什么?”
“一个人习惯了。”
“可你还年轻,总不能一辈子一个人过吧?”
他没有回答,端着水盆走进了卫生间。
我知道,这个话题不能再继续了。
第九章 渐行渐近
在建国这里住下来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天早上,建国会做好早饭再去上班。他调的咸菜特别好吃,配上小米粥和煮鸡蛋,我能吃两大碗。中午他在学校食堂吃饭,我一个人在家,就随便热点剩饭剩菜。晚上他下班回来,会顺路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周末的时候,他会带我去公园散步,去超市购物,去河边钓鱼。他教我下象棋,虽然我总是输。他给我下载了戏曲软件,让我可以在手机上听京剧和豫剧。他甚至还给我买了一部新手机,屏幕更大,字体更清晰,操作也更简单。
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不贵。我知道他在撒谎,那部手机少说也要两千块。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从养老院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脸上的笑容多了,胃口也好了,体重甚至涨了好几斤。邻居们都知道我是建国的父亲,见了面热情地打招呼:“赵大爷,您儿子真孝顺啊!”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既欣慰又愧疚。
欣慰的是,建国不计前嫌,对我这么好。愧疚的是,我根本不配拥有这样一个好儿子。
有一天晚上,建国加班回来得晚,我已经睡了。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他开门的声音,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我起身去客厅,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相册,正在翻看。
“看什么呢?”我走过去。
他合上相册,想藏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看到了照片——那是老伴的照片。
“你妈的相册?”我问。
“嗯,”他点点头,“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带走的。”
我坐下来,从他手里接过相册,一页一页地翻开。里面有老伴年轻时的照片,有我们一家人的合影,有孩子们小时候的傻样。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老伴抱着刚满月的建国,笑得合不拢嘴。
“这张照片我一直留着,”建国指着照片说,“从小到大,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带着它。”
我的眼眶湿润了。
“你妈要是知道你把我接来了,一定会很高兴。”
“嗯,”他低声说,“她临终前嘱咐过我,让我照顾好你。”
我猛地抬起头:“她跟你说了?”
“说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她说你这个人嘴硬心软,一辈子不会照顾自己,让我别记恨你,将来有机会的话,替她照顾你。”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原来老伴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她知道自己走了之后,我会变成孤家寡人。所以她临死之前,把最后的嘱托留给了建国——那个被我伤得最深的孩子。
“妈还说,”建国继续说,“你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能有今天不容易。让我体谅你,别跟你计较。”
我捂住脸,泣不成声。
“建国,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那一刻,我们父子之间的隔阂,仿佛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
第十章 秘密
在建国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首先是他的作息。他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左右到家,看起来很正常。可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他的房间还亮着灯。我悄悄走过去,听到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他虽然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工资应该不算低,可他的生活却异常节俭。衣服就那么几件换来换去,从来不买新衣服。吃饭也很简单,除了给我做的菜稍微丰盛一些,他自己吃的都是素菜。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他的手机银行余额,只有几千块钱。
一个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存款?
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可每次我问他,他总是说没事,让我别操心。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天是周六,建国出门办事,我一个人在家。他的房间门没锁,我本来只是想进去帮他收拾一下房间,却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医院的诊断报告。
患者姓名:赵建国。年龄:四十九岁。诊断结果:胃癌中期。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我颤抖着手翻看报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报告显示,他是三个月前确诊的,也就是在他接到我电话之前不久。
难怪他那天在电话里说“在处理一些事情”。原来他要处理的,是自己的病情。
我拿着报告,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
胃癌中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会死。而他明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却还是千里迢迢从深圳赶回来,把我从养老院接了出来。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瞒着我?
答案很快就浮现在我脑海里——他怕我担心。他怕我知道他生病之后,会拒绝跟他走。他宁愿一个人扛着所有的痛苦,也不想让我为他操心。
这个傻孩子,跟当年一模一样。
当年他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放弃了重点大学,选择了免费的师范院校。后来他为了帮老四筹钱,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再后来他为了不让我为难,主动离开了这个家。
他从来都是这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扛,从来不喊苦,不喊累,不喊痛。
我把报告放回原处,擦了擦眼泪,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建国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调整好了情绪。他问我中午吃了什么,我说煮了面条。他笑着说我学会自己做饭了,进步很大。
我也笑了,可心里却在滴血。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建国小时候的样子,瘦瘦小小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叫爸爸。我想起他第一次拿到奖状时兴奋的表情,举着奖状满院子跑。我想起他考上大学时,我送他去学校,他回头冲我挥手的样子。我想起他跪在老伴病床前,哭得撕心裂肺的模样。
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过。
这个孩子,从我捡到他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苦难。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要为我当年的自私和偏见买单。
而现在,在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又一次选择了独自承受。
我不能再让他一个人扛了。
第二天一早,我趁建国去上班,偷偷去了医院。我找到了他的主治医生,了解了详细的情况。
医生说,他的病情发现得还算及时,如果积极配合治疗,治愈的希望很大。但他似乎不太配合,化疗做了两次就不做了,说是受不了副作用。
“您是病人的父亲?”医生问。
“是。”
“那您一定要劝劝他,”医生说,“他这个病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他现在还年轻,身体底子好,只要坚持治疗,完全有可能康复。”
我点了点头,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第十一章 摊牌
那天晚上,建国下班回来,发现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等他,而是坐在他的房间里。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爸,你怎么在我房间?”
我举起那份诊断报告:“这是什么?”
他愣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你翻我东西?”
“如果不翻,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
他沉默了片刻,缓缓走到床边坐下,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低着头不说话。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多久了?”我问。
“确诊到现在,三个多月。”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抬起头,看着我,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告诉你干什么?让你再为我操心一次?你已经为我操了半辈子的心了,我不想让你老了还不安生。”
“你是我儿子!”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颤音,“你生病了不告诉我,你想告诉谁?你以为你瞒着我就是为我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把老骨头该怎么办?”
他愣住了,大概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爸……”
“你别叫我爸!”我气得浑身发抖,“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明天就跟我去医院,老老实实把病治好。治不好也得治,哪怕倾家荡产,我也要把你的命保住。”
“爸,治疗费很贵的……”
“贵也得治!”我打断他,“我有存款,有退休金,有那几套房子。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了,我就不信治不好你的病。”
“可是——”
“没有可是!”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握住他的手,“建国,爸这辈子欠你太多了。你要是真想让爸心安,就乖乖听话,把病治好。等你好了,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爸绝不拦你。”
他看着我的眼睛,眼眶一点一点变红。
“爸,我怕。”
“怕什么?”
“怕治不好,怕花了钱还是没用,怕到最后人财两空,连累你也跟着受苦。”
我一把把他搂进怀里,就像他小时候那样。
“傻孩子,有爸在,什么都不用怕。”
那一夜,我们父子俩聊了很久很久。从他在深圳打拼的经历,到他独自面对病魔的恐惧,再到他为什么选择回来接我。他说,接到我电话的那天,他刚从医院做完检查出来,医生告诉他确诊了胃癌。他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想了很久很久。
“我想,如果我真的要死了,至少要在死之前,把你安顿好。”他说。
我听完这句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个傻孩子,在自己生命最危急的时刻,惦记的居然还是我。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建国去了市中心医院。我找到他的主治医生,详细了解了治疗方案。医生说,他的病情虽然已经到了中期,但还没有扩散到其他器官,手术切除病灶加上后续化疗,治愈率还是很高的。
“手术费用大概多少?”我问。
“全部下来,包括术前检查、手术费、术后化疗,大概十五万到二十万左右。医保能报销一部分,自费部分大概十万出头。”
我点了点头,当场刷了卡,预缴了全部费用。
建国站在旁边,看着我刷卡,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那三天里,我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给他做饭,陪他说话,鼓励他放宽心。他表面上很镇定,但我看得出他心里的紧张。手术前一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坐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像哄小孩子一样哄他入睡。
“爸,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
“呸呸呸,说什么晦气话,”我打断他,“你命硬着呢,小时候那么多次大病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一样。”
“可是——”
“没有可是。你给我记住了,赵建国,你是我赵德厚的儿子,我还没死,你就不能死。”
他笑了,笑得很轻,但眼底有光。
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等了整整六个小时。那六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各路神仙的名字,祈求他们保佑建国平安无事。
下午三点二十分,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主刀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冲我点了点头:“手术很成功,病灶全部切除了,没有发现转移迹象。”
我双腿一软,靠着墙滑坐在地上,眼泪夺眶而出。
建国被推出来的时候,麻药还没完全消退,他闭着眼睛,脸色苍白,但呼吸平稳。我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建国,没事了,爸在这儿。”
他的眼皮动了动,眼角渗出一滴泪水。
术后恢复期,我几乎是二十四小时陪护。给他擦身子、翻身、按摩手脚,扶他下地走动。医院的护士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尽心尽力的家属,还以为我是他的亲生父亲。
我没有解释,只是笑笑。
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二十多年前,我从垃圾堆旁边把他抱起来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的儿子了。这份父子之情,不是血缘能定义的。
化疗的过程很痛苦。建国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体重急剧下降,吃什么吐什么。我心疼得要命,但又帮不上忙,只能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今天炖鸡汤,明天熬鱼汤,后天煲排骨汤。他不吃,我就哄着他,一口一口地喂。
“爸,你别忙活了,我真的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不吃哪有力气跟病魔斗争?”
“可是吃了也会吐。”
“吐了再吃,我就不信斗不过它。”
就这样,我陪着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化疗期。三个月后,复查结果显示,癌细胞已经完全清除,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只要定期复查,注意饮食和作息,复发的概率很低。
拿到检查报告的那天,建国坐在病床上,看着报告单,久久没有说话。
“怎么了?”我有些紧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他抬起头,眼眶通红:“爸,谢谢你。”
“谢什么谢,我是你爸。”
“我知道,”他吸了吸鼻子,“可是爸,你真的不怪我吗?当年你把我捡回来养大,我不仅没能报答你,还让你这么大年纪了为我操劳……”
“又说傻话了,”我在他床边坐下,“要说报答,是我该报答你才对。要不是你把我从养老院接出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等死呢。你救了爸的命,爸救你的命,咱们扯平了。”
他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爸,你说得对,扯平了。”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我扶着建国走出医院大门,他戴着帽子,遮住还没长出来的头发,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但精神头已经很足了。
“爸,我想回一趟老家。”
“回老家?”我愣了一下,“回那个村子?”
“嗯,”他点点头,“我想去看看妈的坟,跟她说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驱车回到了那个阔别多年的村庄。老宅子还在,但已经荒废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石榴树还在,枝头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眼前浮现出当年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场景,恍如隔世。
老伴的坟在后山上,周围长满了野草。建国蹲下来,用手一棵一棵地把草拔掉,拔得很仔细,像在做什么神圣的事情。
“妈,我来看你了,”他跪在坟前,声音很轻,“你交代我的事情,我做到了。爸现在跟我住在一起,身体挺好的,我也挺好的。你在那边不用担心我们。”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眼泪模糊了视线。
“妈,”他继续说,“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我前段时间生了一场病,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是爸照顾我的,他对我很好,比以前好多了。你要是能看到,一定会很高兴吧?”
风吹过山岗,吹动了他头上的帽子。他伸手按住帽子,回过头来看我,脸上带着笑。
“爸,咱们回家吧。”
“好,回家。”
回城的路上,我们经过县城,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了下来。建国说想吃这里的招牌菜——红烧驴肉。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几个菜。
等菜的间隙,建国忽然开口:“爸,那四个哥哥,最近有联系你吗?”
我摇了摇头。
自从我离开养老院之后,四个儿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电话不打,人不来,连条短信都没有。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这个父亲一样。
“要不要我去找他们谈谈?”建国问。
“不用了,”我说,“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以后各过各的,挺好。”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打断他,“建国,人这一辈子,有些缘分尽了就是尽了,强求不来。我有你这个儿子就够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爸,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当年你捡到我,后悔过吗?”
我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
“建国,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错事,最大的错事就是当年没有好好对你。但如果说捡到你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
他的眼眶又红了,低下头,假装在吃东西,但我看到他肩膀在微微抖动。
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傻孩子,吃饭吧,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他点了点头,大口大口地吃着饭,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碗里。
二零二四年春天,建国的身体彻底康复了。头发重新长了出来,体重也恢复了正常,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他辞去了私立学校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培训班,专门辅导中小学生作文。生意不算火爆,但足够维持生计。
我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做早饭,送他去上班,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来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下午去小区的老年活动中心下棋,或者跟几个老头老太太聊天。晚上他下班回来,我们一起吃饭、看电视、聊天。
日子平淡如水,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乘凉。天上的星星很多,一闪一闪的。建国指着北方天空中的北斗七星,问我:“爸,你知道北斗七星为什么叫北斗七星吗?”
“不知道,你给讲讲。”
他笑着讲了起来,从古代的天文观测讲到现代的航天技术,讲得眉飞色舞。我坐在旁边,看着他神采飞扬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爸,你在听吗?”
“在听在听,你说得挺好的。”
“那我问你,北斗七星有几颗?”
“七颗呗,我又不是傻子。”
他哈哈大笑,笑声在夜色中传得很远很远。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老伴。如果她在天有灵,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欣慰吧。
六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养老院刘院长的电话。她说我四个儿子去养老院找过我,得知我已经被人接走了,问是谁接走的。她没有告诉他们建国的联系方式,只是说是一位亲属。
“赵大爷,您看要不要告诉他们您的地址?”刘院长问。
“不用了,”我说,“让他们回去吧。”
“可是——”
“刘院长,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照。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建国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神情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爸,你真的不想再见他们了?”
“不想了。”
“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
“亲生儿子又怎么样?”我说,“把我送进养老院的是他们,把我扔在那里不管不问的也是他们。你一个养子,却千里迢迢跑回来救我。谁才是真正的儿子,我心里有数。”
建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陪我一起看电视。
电视里正播着一档寻亲节目,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主持人问老人,如果找到了儿子,你最想对他说什么。老人说:“我想告诉他,爸对不起他,爸想他了。”
我看着电视,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爸,你怎么了?”建国关切地问。
“没事,”我擦了擦眼泪,“就是觉得,这世上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建国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
“爸,我们没有错过。”
我转过头,看着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们没有错过。
虽然曾经有过误会,有过伤害,有过长达二十年的分离。但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彼此。
二零二四年中秋节,建国的培训班放假三天。他提议带我出去旅游,说想带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本来不想去,觉得浪费钱,但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
我们去了北京。建国带我参观了故宫、天安门、颐和园,还爬了长城。我七十四岁了,腿脚不利索,爬长城的时候走得气喘吁吁。建国就一直扶着我,走走停停,从不催我。
“爸,你看,那就是北京城。”站在长城烽火台上,建国指着远处的城市轮廓说。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
“真大啊。”我感慨道。
“是啊,很大,”建国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也觉得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让人害怕。后来我想,再大的城市,也不过是由一个个小家组成的。只要有个家在,哪里都不怕。”
我转头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建国,你是不是想家了?”
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想,”他说,“想我妈,也想你。”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傻孩子,爸不就在这儿吗?”
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从北京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片田野。正是秋收的季节,金黄色的稻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农民们在地里忙碌着,收割机轰隆隆地响着。
“爸,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带我去地里收麦子,我割不动,你就让我在后面捡麦穗。”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才这么高,”我比划了一下,“捡了一下午,才捡了一小捆。”
“后来你把那捆麦穗单独放着,说这是我收的粮食,要单独给我蒸馒头吃。”
“你妈还真给你蒸了,你吃得可香了。”
我们相视而笑,笑声在车厢里回荡。
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她问:“大爷,这是您儿子?”
“是啊,”我自豪地说,“我儿子。”
“真孝顺,还带您去旅游。”
“可不是嘛,这孩子从小就孝顺。”
建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耳朵尖微微泛红。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
二零二五年春节,建国在家里贴了对联,挂了灯笼,包了饺子。我们爷俩围着桌子吃年夜饭,看春晚,守岁到凌晨。
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建国走到阳台上,点燃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震耳欲聋,硝烟味弥漫开来。
“爸,新年快乐!”他冲我喊道。
“新年快乐!”
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五彩缤纷,照亮了整个天空。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漫天的烟花,心里默默地对老伴说:老伴,你放心,我很好,建国也很好。我们会好好的,一直好好的。
春节过后,建国的培训班扩大规模,招了两个兼职老师。他比以前忙了,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准时回家陪我吃饭。有一次,他带回来一个女孩,说是培训班的同事,叫小周。
小周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细声细气,很有礼貌。她叫我赵叔叔,给我带了礼物,是一盒茶叶。我一看就知道是好茶,连忙道谢。
那天晚上,建国送小周回家,很晚才回来。我坐在客厅里等他,他一进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那个小周,是不是你女朋友?”
他愣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爸,你说什么呢,她就是同事。”
“同事?同事大过年的来家里吃饭?”
“她家在外地,过年没回去,一个人怪孤单的,我就叫她来一起吃顿饭。”
“哦——”我拉长了语调,“那下次也叫她来,爸给你们做好吃的。”
“爸——”
“行了行了,快去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回了房间。我坐在沙发上,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后来,小周果然经常来家里吃饭。每次来都带东西,有时候是水果,有时候是点心,有时候是营养品。她跟建国说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藏着笑意。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二零二五年端午节,建国正式向我介绍了小周的身份。
“爸,我跟小周在处对象。”
“处多久了?”
“半年多了。”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爸——”建国哭笑不得,“你这也太快了吧?”
“快什么快,你都五十多岁了,再不结婚,我这把老骨头能不能等到抱孙子都不一定。”
小周在旁边捂着嘴笑,脸红得像苹果。
“赵叔叔,我们不着急,慢慢来。”
“怎么能不着急呢?你们不急,我急啊!”
建国和小周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二零二五年国庆节,建国和小周结婚了。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是在酒店订了两桌,请了几个亲朋好友。我穿上了建国给我买的新衣服,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拢嘴。
敬酒的时候,建国端起酒杯,对着我说:“爸,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当年把我捡回来,谢谢你把我养大,谢谢你在我生病的时候不离不弃。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傻孩子,说这些干什么。爸也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原谅我,谢谢你愿意接我回家。”
我们碰了杯,一饮而尽。
那一刻,我看到老伴在天上冲我微笑。
婚后,小周搬了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是个好姑娘,勤快、善良、孝顺,对我也特别好。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晚上回来陪我聊天,周末带我出去逛街。我逢人就夸:“我儿媳妇可好了,比亲闺女还亲。”
二零二六年春天,小周怀孕了。建国激动得不得了,抱着我在客厅里转了好几圈。我也高兴,但更多的是感慨——我赵德厚何德何能,能有今天这样的福气?
小周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建国的培训班也越来越红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九月二十八日,小周生下了一个男孩,七斤六两,白白胖胖的,哭声嘹亮。建国抱着儿子,手都在抖。
“爸,你看,他长得像我。”
我凑过去看了看,小家伙皱巴巴的,五官还没长开,哪里看得出来像谁。
“像,像你小时候。”
“真的吗?”
“真的,跟你刚来咱们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建国愣住了,低头看着怀里的婴儿,眼眶渐渐湿润。
“爸,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我伸手抱住他,连同他怀里的婴儿一起。
“傻孩子,是你给了爸一个家才对。”
窗外,阳光正好,微风不燥。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的,像一团团火焰。再过几个月,又会结出满树的石榴,裂开口子,露出晶莹剔透的籽。
就像当年一样。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