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直接骗人，就算不上犯法。”

这句话不仅是男子曹某的辩解词，也是他自认为没事的一贯想法。

从2019年到2020年间，曹某在没有办理合法出境手续的情况下，跟他人结伙在边境用乘摩托车、皮划艇、徒步翻越的方式偷越国（边）境。

在明知当地某园区是专门针对我国公民实施虚假投资理财、裸聊等诈骗、敲诈勒索的犯罪窝点情况下，曹某还是与该境外园区运营方签订协议，按月缴纳高额租金和管理费，在园区内开设超市，专门向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行为的犯罪分子售卖食品、日用品，同时提供现金兑换服务，为窝点内的犯罪活动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

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有期徒刑4年11个月，罚金7万元。

罪名有：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偷越国（边）境罪。

其中涉及的司法原则，涉及到“帮助行为”到底算不算犯罪的问题。

现代刑法中有个原则与核心理念，是“共同犯罪”。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犯罪就是指直接实施了侵害。但是在现实中有一些情况下，犯罪是一种“系统犯罪”，而从中帮忙的人是有可能被判罪的。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犯罪系统，犯罪的链条也被拉到很长很长，而且它的分工也相当精细。不管是从一开始的拉进人头，还是到话术的培训和园区的基础设施管理、人员管理、物资保障，都形成了一个相当细致的严密组织。

曹某做的事情，可能是其中“最不像犯罪”的，就是开超市，为园区供应物资。

看表面的话，这确实不太像犯罪，毕竟他只是在这个地方做点小生意，跟直接实施诈骗犯罪的那些人似乎相距甚远。

但事实上，他的本质是电诈集团的“后勤部门成员”。

他虽然是商业经营超市，但实际上还是定向为园区的诈骗人员们提供生活物资，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的生存、生活需求。另外他还会帮这些人兑换现金，这实际上是在协助犯罪资金的流动。

如果站在曹某的视角，他可以说“我只是开超市，他们的行为和我无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园区是一个封闭系统，他的超市开在这个封闭系统内，事实上就是系统的一部分，而非正常对社会开放的那种纯商业超市。

在这种前提之下，他看似没什么害处的商业行为，实际上是在协助诈骗集团的日常保障，为他们提供支持和便利，这同样属于犯罪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七条进一步明确，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在判决中可以看到，“在明知当地某园区是专门针对我国公民实施虚假投资理财、裸聊等诈骗、敲诈勒索的犯罪窝点情况下”，这是曹某在当地开超市的前提。

如果说曹某开超市时对这里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性质可能会轻很多，但他明知这是诈骗园区还在里面做生意，就是确定的从犯了。

其实从最基本的逻辑就能看出来，曹某在那里开超市，是不可能不知道当地在干什么的。

电诈园区有着极其严密的防范体系，园区四周都有武装人员看守、巡逻，一旦进入里面可以说就是插翅难飞，怎么可能允许人随便进去开超市？能在里面赚钱做生意的，必定是又要值得他们信任，又要和园区管理方有利益关系，这种生意绝非一般人能做。

所以，“没直接骗人”并不是最重要的。能进到园区里面开店，就是犯罪活动的“补给环节”，是对犯罪行为的支持和侧面协助。

主观故意之下，明明看到园区那些明目张胆的犯罪和非人道的行为，还在里面心安理得地开超市赚钱，完全符合“从犯”的特质。

作为个体，一方面是被利益诱惑——园区开超市很可能意味着暴利，因为定价权和垄断性都是很强的；另一方面是淡漠——就是“做做小生意”，似乎无伤大雅。

这些认知都是对“赚什么样的钱”没有法治意识，以及侥幸心理带来的。

现在关于“境外高薪工作”的广告宣传非常多，之所以不断有人上钩，就是因为觉得“打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没什么事，万一被抓了就说自己不知道。

事实上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次这个判例就是一种警醒：任何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都将纳入刑事追责范围。不能简单认为“没有直接实施诈骗”就不算犯罪。

有很多人都存在类似的想法，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事”。但是在一些实际的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作为个体，当你知道所处的公司或者组织具体在做什么，还没有主动规避的话，是很难脱罪的。

“境外高薪”工作，主要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很多人觉得一般的工作收入太低，而一些国外的工作动辄就是月收入上万、甚至两三万，看起来确实很吸引人。

这时候必须提高甄别力：如果是月薪那么高的工作，为什么这个机会偏偏很容易落到你的头上？

有些工作，打着“电话销售”的旗号招诈骗成员，或者以“金融服务”的名义进行洗钱，现在越来越泛滥的这类犯罪集团，往往打着非常漂亮好听的名目，让一些缺乏辨识力的人认为这是“改命的好机会”，铤而走险，还自我安慰“没事”。

说到底，还是要减少走捷径的心理，踏踏实实找靠谱的工作，通过奋斗和成长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不是被这些“难得机会”所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