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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末年，在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有这么一群人出现，他们有共同的精神信仰，他们有共同的人生志向，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他们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他们立志要挽救大明世风日下的糜烂局面，他们以身入局，参与朝政之后，在朝堂上形成了一股新势力，他们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的出现，看似是明朝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一股清流，实际上他们做出的事情却把明朝推入了更深的深渊。

为什么这些怀揣理想、道德高尚、立志救国的精英读书人，在掌握大权之后带来的不是明朝的中兴，而是明朝的灭亡？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临死之前，留下 “文臣个个可杀” 的绝命悲呼。

他这句话里又包含了对这些道德至上的文臣多大的悲愤与绝望？

东林党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究竟是做了哪些事情？他们的道德口号和他们的身体力行，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东林党的前世今生。

第二章：书院溯源：顾宪成与东林讲学之兴起

说起东林党这个名字，首先我们要知道东林党自己人肯定不会管自己人叫东林党，因为 “党” 这个词，在中国古代不是什么好词。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群而不党。”

这个 “党” 是贬义词，一般跟朋党、奸党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就是指一群人结党营私。

所以东林党人肯定不会管自己人叫东林党，东林党这个称呼是他们的政敌，比如说齐楚浙党，比如说后来的阉党，这么称呼他们。

那他们自己人内部怎么称呼？他们自己人管自己人叫同志。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时候说过：“幸一二同志并不我弃，欣然共是相与。”

他说这句话里面的 “同志”，是在讲述他们这些核心的成员，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所以这个 “同志” 是志同道合的意思。

后来阉党在打击东林党的时候，编撰了一本东林党的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的名字，就叫做《东林同志录》。

所以东林党人之间，一般都管自己人叫同志。

当然他们有一些别的称呼，比如说如果他们有一些更亲近的关系，比如说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学生，他们就一般以师生相称，这个称呼更亲近。

因为东林党是一批人，而且又是传承的关系，我们在讲东林党人的时候会在他们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挑出来一两个典型的、在这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来讲。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人就是顾宪成，顾宪成是万历八年的进士，他中进士之后，一开始是在户部当官，他后来又被调到吏部。

调到吏部之后，一点点升到了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职位。

文选司郎中这个职位，是负责全国文官的任免和调动，这个职位的权力很大。

顾宪成他的仕途，也算是比较顺利，但是他这个人太耿直，好几次上书都得罪了万历皇帝。

比如说在国本之争的时候，万历喜欢的是皇三子朱常洵，他不想立皇长子朱常洛。

顾宪成偏偏逆着皇帝的心意来，他上书请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他在奏疏里面居然还严厉地批评皇帝有私欲。

顾宪成在做了几次这样的上书之后，万历终于忍不了了，直接把他给免职，让他罢官回家。

顾宪成的老家是江南无锡，他人虽然被辞职回家了，但是他的心并没有死，他还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

他回到无锡之后，跟他的弟弟顾允成和他的好友高攀龙一起重修东林书院，开始讲学。

顾宪成他所处的时代，是万历的中期和后期。

万历中后期，士风堕落已经很严重了，士大夫的精神逐渐消失，贪腐的官员到处都是。

顾宪成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在东林书院培养出来一批正直的、可以救世的人才。

他给东林书院写的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从这副对联里面，就能看出来他这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抱负。

顾宪成选择重修东林书院，在东林书院讲学，也不是随便选的。

东林书院有很深的渊源。东林书院最早是由北宋时期的学者杨时创建的。

杨时的老师是北宋非常有名的二程，二程就是程颢和程颐。

二程的名气就太大了，程颢叫明道先生，程颐叫伊川先生，他俩长期在洛阳讲学，他们的学术体系被称作洛学。

洛学后来被传到南方，传了几代之后，传到了朱熹，就孕育出了理学。

理学经常被叫做宋明理学，也叫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 “程” 就是二程，程颢和程颐；程朱的 “朱” 就是朱熹。

这是理学和洛学的渊源。

第三章：道南薪火：理学传承与讲会舆论的形成

洛学从北方传到南方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杨时。

杨时是福建人，他到河南拜程颢为师，跟随程颢学习。

当他学成回南方的时候，程颢知道他这个学生悟性很高，他看着杨时的背影，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吾道南矣。”

“吾道南矣”，意思就是说我的学问传到南方了，将来要在南方发扬光大了。

这句 “吾道南矣” 很有意义，就流传下来了。

杨时回到南方之后，他确实很有成就。

他的传人为了纪念他，给他建的祠堂就叫道南祠。道南祠这个 “道南”，这个字就是从 “吾道南矣” 这句话里面出来的。

道南祠现在还有，是在东林书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杨时后来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名，叫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应该很多人都听过，程门立雪是杨时他跟随程颢学成回南方之后，多年以后，当时程颢已经去世了，杨时和他的好友游酢又重回洛阳，重回洛阳专门拜访程颐。

他们在窗户外面看到老师程颐正在屋里打坐，他们不忍心惊扰老师，就站在门外面等候。

这时候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雪，雪下得非常大，他们仍然一直站在雪里面等待。

等到程颐醒来之后，门外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厚了。

这时候杨时和游酢，才踏着积雪走进去。

这个故事就叫做程门立雪，被传颂为尊师重教的典范。

杨时回到南方之后，他在无锡讲学，他建立的书院就是东林书院。

他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就是朱熹。所以朱熹是从杨时这里传承了二程的学问，同时他融会了周敦颐、张载等人的思想，最终他是集大成者，构建出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

二程的学问能传到南方，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杨时，杨时讲学的地方就是东林书院。

所以顾宪成他选择重修东林书院，选择在东林书院讲学，他并不是随意选的。

他在这讲学，代表他传的是正统的理学，代表他是要重振士大夫的风气。

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要只是讲学，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他们在讲学的同时也很注重传播，他们传播的方式是定期举行大规模的讲会。

东林书院制定了严厉的《东林会约》，他们约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

这种固定的讲会就很有凝聚力。每年的大会，他们能吸引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参与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能达到几千人。

几千人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本来就不多，东林书院能吸引几千人参加讲会，这几乎是汇聚了绝大部分的东南具有影响力的精英。

而这些读书人，这些精英，他们一般又都是地方的意见领袖。

所以东林书院的思想，就通过举办讲会，可以传播到全国各地。

东林书院在平时讲学的时候和在大讲会上，他们除了讲学问之外，更重要的是会讽议朝政。

讽议朝政就是点评朝政上的人和事，比如哪个官做的什么事，朝廷出台了什么新政策，他们做的好与不好，在东林书院里面，他们都会毫无顾忌的点评。

顾宪成他们的用意，就是想让他们这些民间的声音，可以传到朝廷上，可以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面，可以影响朝政。

顾宪成当年当官的时候，他就不计得失，上书谏言。

现在他虽然辞职在家，他也心系天下，他也希望通过民间的道德舆论，发出读书人的声音，从而可以上达天庭。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句话正是东林书院讲会的灵魂。

他们的声音，还真可以上达天庭。因为加入到东林阵营的，不仅有在野的读书人，也有大量的在朝廷正在任职的官员，尤其是有很多御史和科道官，他们拥有弹劾权。

东林书院讲会的意见，他们会转化成一道道奏疏，直接送到皇帝案头，不仅皇帝能看到，还被抄录传发全国。

所以这些在野的讲会的舆论和在朝的言官的奏疏，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外联动。

东林书院的思想被放大，成为席卷朝野的全国性的公议。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就有点像在朝堂之外形成了一个在野党，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舆论监督集团。

朝廷上的官员和朝政但凡有一点瑕疵，他们都会拿出来放大批判。

第四章：众正盈朝：东林掌权与党同伐异的困局

东林党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有一个很长时期的转化过程。

用 “在野党” 和 “执政党” 这个词，其实不是很准确，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东林党他一开始在朝廷上没有多少位置，但是后来他们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多，占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逐渐发展到了可以掌控朝政。

他们上台这个过程，最重要的节点就是万历驾崩。

因为在万历的中后期，明朝的党争已经很厉害了。

朝堂上一开始是齐楚浙党占据上风，尤其是浙党的力量最大，当时东林党是被打压的对象。

但是万历驾崩之后，朝堂上的形势就变了，东林党迅速抬头。

因为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里面，东林党一直都是誓死捍卫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朱常洛能够登基跟他们有很大关系。

所以朱常洛登基之后，开始重用东林党官员。

虽然朱常洛在位一个月就驾崩了，但是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能登基，也是东林党人再次立功。

所以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开始全面掌控朝政。

东林党人掌权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经典的党同伐异的篇章，他们虽然自己称自己是正直的人，口里面喊着道德至上的口号，但是他们在打压其他党派的时候，同样也会不分是非，只分敌我。

凡是东林阵营的同志，他们就想方设法给安排到各个合适的位置；凡是其他党派的人，他们就会构陷罪名，罢免官职。

最夸张的一次政治清洗，是在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

京察就是对两京官员的考核，这种考核是六年一次，考核结果对官员仕途的影响极大。

在京察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吏部和都察院，吏部掌握的是人事权，都察院掌握的是监察权。

当时东林党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吏部和都察院这两个最重要的部门。

主持这次京察的官员，就是东林党的大佬赵南星。

赵南星他定的考核标准跟以前不太一样，他认为选拔官员不应该只看政绩，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人品和气节，他主张以道德为标准来裁量天下人物。

以道德为标准，这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在赵南星的眼里面，当然东林党人都是正人君子，都是道德高尚的人；相反，齐楚浙党人就被认为是奸邪小人。

所以这次京察，赵南星罢黜了大量的齐楚浙党官员。

整个京察结束，被处理的官员多达 338 名，创下了明朝京察处罚的最高纪录。

在这次京察之后，朝廷几乎所有重要的岗位都被东林党人所占据。

比如说内阁的三位阁员：内阁首辅叶向高是东林党人，内阁次辅韩爌，内阁阁员朱国祯，这都是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盟友。

六部里面，赵南星担任吏部尚书，高攀龙先后担任刑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等。

这些东林党的大佬都身居高位。这段时期史称 “众正盈朝”。

众正盈朝，就是说由东林党这些自诩正直的人把持朝政。

相对的，那些被罢黜的官员，都是齐楚浙党的人。

他们有的是被抓住把柄被罢官了，但是有的也不见得真的犯了什么事，他们被指责道德有问题，很多都是被构陷的。

东林党这么大规模的党同伐异，就逼得其他党派的人走投无路，最终都投奔了魏忠贤，变成了阉党成员。

后来阉党崛起，疯狂打击东林党，可以说是东林党人自己造成的因果循环。

所以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掌权之后，他们对治国理政，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思路。

当时朝廷最大的困境就是辽东战事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两大问题，东林党人都没有提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只知道重申道德和派系斗争。

虽然说明朝的党争不是从东林党执政开始的，但是到东林党执政时期，党争问题确实达到了顶峰。

这种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对朝廷的伤害极大。比如说当时最棘手的辽东战事问题，就被党争所影响，战局急转直下。

第五章：辽东悲歌：党争牺牲品熊廷弼的悲剧人生

下面我们就说一个跟辽东问题有关的熊廷弼案。

明朝在萨尔浒战败之后，辽东局势岌岌可危。万历皇帝开始启用熊廷弼，让熊廷弼镇守辽东。

不得不说，万历虽然不上朝，但是他并不是不聪明，他很有识人的眼光，也有用人的魄力。

他果断的启用熊廷弼，是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刻，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熊廷弼是湖北人，29 岁考中进士，考中进士之后，他就开始做官。

他做的第一个官职是保定推官。他在保定任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万历皇帝唱反调。

当时万历在推行矿税政策，他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到处横征暴敛。

熊廷弼跟派下来的太监处处作对，他直接放了被缉拿的抗税人员，然后他还上书给皇帝，请求废除矿税。

不过他这个行为，并没有带来什么后果，万历也并没有惩罚熊廷弼，反而在这之后，他还一路升官。

在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第一次到辽东当官，他的官职是辽东巡按。

熊廷弼在辽东任内做了很多实事，比如说屯田积谷，整顿军务，他还制定了以夷制夷的对外方略。

在他的经营之下，当时辽东的局势一度转危为安。

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段在辽东的出色的经历，让万历发现了他是个人才，尤其是个了解辽东局势的人才。

后来在危机时刻，他被调到辽东，可能就跟这段经历有关。

在辽东任职一段时间之后，他被调到南直隶担任督学职务，算是升官。

但是熊廷弼在督学任上，由于他的个性刚直，他跟同僚跟下属关系相处的都不好。

熊廷弼的脾气还不好，他闹出了一个棒打生员的事件。

就是因为这个棒打生员的事件，他遭到弹劾并且被免职。

被免职之后，熊廷弼回到湖北老家待着，一待就是 7 年。

一直到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满朝震惊，万历无人可用，才想起来熊廷弼。

他想起来熊廷弼当年治理辽东很有成就，他就紧急召见熊廷弼。

万历这也算是临危受命，提拔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兼兵部右侍郎，然后又赐予他尚方宝剑。

熊廷弼到了辽东之后，他整肃军纪，稳定军心，通过实内固外的防御战略，他很快就把辽东的局势给稳定下来了。

万历可以说没看错人，熊廷弼非常有军事天赋和实干精神，而且熊廷弼他还不贪污，这点很难得。

因为当时明朝的边镇贪腐成风，他不贪污反而显得有点另类，连东林党的大佬韩爌对他不贪污这点都表示十分欣赏。

没想到辽东的局势刚稳定一点，熊廷弼就陷入到了党争里面。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熊廷弼虽然他自己为官清廉，他自己不屑于搞政治斗争，但是当时明朝的党争已经白热化，已经到了你要是不加入一个阵营就不行的程度，你必须得选边站队。

熊廷弼他是湖北人，他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以两湖人士为主的楚党。

他楚党这个身份，对他的升迁有一定帮助，但是也不能说帮助有多大。

因为万历年间是浙党权势最大，楚党只能说不上不下。

后来楚党是偏向于依靠浙党。但是到了万历驾崩，东林党掌权之后，熊廷弼的麻烦就来了。

因为熊廷弼他最大的后台其实是万历，是万历重用的他。

现在万历死了，熊廷弼后台就没有了。

他作为楚党的一员，坐镇辽东，手握重兵，是明朝军事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东林党人必然不会放过他。

东林党人在朝堂上发起了一轮对熊廷弼的弹劾。

没有了万历这个大后台，熊廷弼很快就被革职。

接替他的是东林党人袁应泰。明军主帅更换，女真人这边，努尔哈赤很快就发现了。

袁应泰上任没几个月，努尔哈赤率领女真铁骑就打上门来了。

袁应泰的军事能力很差，他最擅长的是兴修水利，对于军事一窍不通。

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频频失误。

没过多长时间，辽东的重镇沈阳和辽阳就被女真人都给打下来了。

辽阳城破的时候，袁应泰他很壮烈的在城楼上自缢身亡。

这其实是东林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东林党人重视官员的品德，却忽视官员的才能。

他们任用的官员经常是品德高尚，但是能力不行。这样的官员在京城里面当个言官还行，每天议论议论朝政，但是一旦放出去，需要真才实干的时候，往往就会出问题，而且会出大问题。

就像这次袁应泰被调到辽东，熊廷弼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辽东防线，被他一下子就给搞坏了。

袁应泰道德上倒确实是合格，他做到了气节不失，在辽阳城破的时候自缢身亡。

但是他把沈阳和辽阳都给丢了，而且失地千里，导致明朝完全丧失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

他所做的贡献，除了气节，也就没剩什么别的了。

辽东的局势再度失控，朝廷找人救急的时候，没有谁比熊廷弼再合适了。

即使东林党人再不喜欢熊廷弼，也只能让他复出。

所以熊廷弼再度被启用，出任辽东经略，紧急奔赴前线。

但是东林党对熊廷弼还是有所防范，他们派了自己人王化贞出任辽东巡抚。

王化贞是东林党大佬叶向高的门生，有王化贞在辽东，这样东林党人就不会失去对辽东的控制权。

但是他们这么做跟万历相比就差了太多了，上次辽东危机，万历在紧急情况之下，启用熊廷弼的时候，万历不仅对他全权授权，而且还给了他尚方宝剑，让他想斩谁就斩谁。

正是因为有了万历的尚方宝剑，熊廷弼直接斩了几个逃跑的将领，才快速稳住局势。

这次东林党派熊廷弼去辽东救急的时候，不仅没给他尚方宝剑，而且还给他派了个副手王化贞。

而且这个王化贞，他又是一个不懂军事的官员。

他到辽东之后，处处跟熊廷弼作对。

熊廷弼认为在辽东，最好的战略就是防守，要步步为营，以守为战。

但是王化贞不同意，王化贞主张的是要主动出击。

他来的时候就跟朝廷夸下海口，说只要给他 6 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辽东。

到了辽东之后，王化贞他花费巨额资金来贿赂蒙古部落，指望蒙古部落可以一起出兵。

但是实际上蒙古部落内部不统一，根本不会出全力。

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矛盾越来越大，他们也不能在一起共事，两个人就分开两地办公。

王化贞驻扎在广宁，熊廷弼坐镇山海关。天启二年，广宁之战爆发。

王化贞命令广宁城内的大军出去解平西之围，结果中途遭到了女真军队的截杀。

女真军队在野战中消灭了明军主力之后，一鼓作气打下了广宁城。

王化贞仓皇出逃。

大家注意，这个王化贞的气节，没有袁应泰那么高尚，他并没有与城共存亡，他是仓皇出逃。

他仓皇出逃之后，跑了几百里，好不容易见到了熊廷弼带来的援军，激动的他刚想要哭出来。

没想到熊廷弼不但不安慰他，反而出言嘲讽。

熊廷弼说：“6 万精兵一举荡平，结果怎么样？”

要说这个熊廷弼，他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胸襟气度确实是差点意思。

这时候王化贞已经这么惨了，他率领援军前来救援也是好意，要是再能宽容一点，再能好言安慰一句，两个人的矛盾也许就能缓和化解了。

可是熊廷弼他非要揭人的短，非要嘲讽人家，等于是在王化贞的伤口上撒盐。

因为这个事，王化贞对熊廷弼是怀恨在心。

到后来朝廷追究广宁战败的责任，熊廷弼和王化贞两个人相互指责，相互拆台。

相互指责、相互拆台的结果就是一起被罢官，又一起被打入大牢。

熊廷弼作为一个守卫边疆有功的功臣，跟丢失城池有过的罪臣一起被打入大牢，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被党争所害。

熊廷弼可能他没想到，他横刀跃马的军事生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他的生命将彻底掉进更深的党争的深渊。

熊廷弼下狱不久，他就被判处了死刑，但是他的死刑并没有立刻执行。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是明朝末年，不像明朝初年，朱元璋时候那么嗜杀了。

像他这种死刑，一般按照潜规则来说，都能改为缓刑，或者改成无期徒刑。

熊廷弼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一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他总得想办法出去。

他虽然是个清官，但是也不能免俗，他就安排人去打点关系。他攀上的关系是一个叫汪文言的人，他答应给汪文言 4 万两银子，让汪文言帮他活动关系。

这个汪文言是个传奇人物，他不是官，但是在东林党内的地位极高，东林党内的一众大佬，跟他的关系都很深，而且他跟内廷也有关系，当时他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布衣。

熊廷弼他是一个楚党成员，他为什么找东林党来办事？

因为这个时候他也知道形势，他也知道现在朝廷上东林党得势，他要想办成事，想靠楚党恐怕是很难了，必须得攀上东林党的关系。

所以他找汪文言看起来是找对人了，当时东林党众正盈朝，凭着汪文言在东林党的地位，他去捞一个熊廷弼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熊廷弼可以说是命不好，他赶的时候不好，他正好赶上魏忠贤的阉党崛起。

阉党想打击东林党的时候，当时魏忠贤和他的阉党正在到处去寻找东林党的把柄，正好碰上了熊廷弼行贿，他们就拿熊廷弼行贿案大做文章。

他们说熊廷弼是边疆的统帅，东林党是朝廷重臣，边疆统帅行贿朝廷重臣，这是大案，必须要大办特办。

这个案件就是轰动一时的边疆行贿案，阉党先抓住了汪文言，然后构陷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杨涟和左光斗。

通过熊廷弼行贿案，阉党把东林党的大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都定义为贪污犯，全部都给处死。

当然，作为行贿案的主角熊廷弼也被处死，而且熊廷弼死后被传首九边。

传首九边，就是朝廷派人拿着他的首级巡回前往明朝北方的九个重镇进行示众，这也是开了明朝的先例。

熊廷弼他作为一个三度入辽，为了保卫大明的边疆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最终沦落到这种下场，实在是明朝的一大悲剧。

我们看熊廷弼的整个遭遇，他虽然有一些自己个性上的问题，但是他主要还是被党争所害。

他第一次从辽东被撤换，就是当时东林党要上位，他作为楚党的一员，被东林党参劾罢官。

他第二次在辽东被罢官，并且下狱，又是受到了东林党人王化贞的牵连。

他最后惨死，也是阉党和东林党之争，他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最后惨死。

这是熊廷弼的悲剧，但是熊廷弼他不是唯一的党争牺牲品，他身后还有无数后来者。

像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这些经历过辽东的大明最杰出的军事统帅，都会沿着他的道路，全部都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也在党争中，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所以崇祯最后说的那句话，“文臣个个可杀”，就是他经历了这些之后，对文臣的极度失望和极大悲愤。

熊廷弼

第六章：财政困局：商税之争背后的阶层立场

关于东林党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聊一下，就是财政问题。

当时朝廷最棘手的两件事，一个是辽东战事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财政问题。

这两件事其实有很强的关联性。辽东战事问题一直拖着不能解决，就一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出。

而朝廷财力不够，就得向农民多征税，给农民加税。

农民不堪重负就会造反，农民造反，朝廷又得出兵镇压。

出兵镇压还需要更多的钱，要钱就又得加税。

其实想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当时有可能有一个最优的解法，就是加收商税。

当时明朝东南地区的纺织业、陶瓷业等等工商业已经很发达了。

在隆庆开关之后，海外贸易也很发达。

掌握这些工商业的东南士绅赚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需要交的税却很少，甚至很多时候不交税。

如果能制定一套公平合理的商税制度，向这些赚了大钱的商人收税，不仅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明朝的财政危机也可能被化解一大部分。

而且向商人收税，就不会增加农民的税负，农民造反就不会那么多。

所以收商税在当时看来可能是个最优解，但是却没有人做这样的事。

万历收矿税，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在收商税，但是他没能制定一套合理的商税制度，就注定会出问题。

万历派出一堆太监去当矿税使，这些太监的手段粗暴，敲诈各地的富豪商人，就导致刚刚兴起的工商业，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不过也得说，他们的做法虽然粗暴，但是确实起到了一定收商税的效果，各地的富商都被迫交税。

还有在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太监都开始收关税和流通税。

在东林党掌权之后，他们极力反对收商税，他们以 “不与民争利” 的名义废除了矿税，甚至免除了关税和市舶税。

他们这么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东林党大部分成员都是江南人士，他们自身的家族就是那些掌控了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士绅和商人。

在他们掌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不可能支持收商税。

而且在东林党他们传统的儒家的观念里面，“不与民争利” 是至高无上的好政策。

在他们的认知框架里面，东南士绅和商人就是民，他们是要被保护的人，国家不应该跟他们争利，保护他们就是保护天下的根本。

所以东林党人不收商税，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道德压力。

虽然我们不认为万历收矿税做的对，因为万历收矿税最后的结果是太监没有节制，不仅没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反而竭泽而渔破坏了工商业。

但是东林党人出于自身的阶层利益，他们阻碍收商税，也是断了明朝通过收商税可以解决财务问题的这条路。

第七章：历史复盘：书生政治的时代悲歌

东林党兴起的初衷是忧国忧民，心系天下，他们想拯救明朝士大夫堕落的风气。

从发心上面来说，他们毫无疑问是好的发心。

但是在他们执政之后，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过度重视道德，而忽略才能，结果让一些志大才疏的人担任了重要岗位。

这就让明朝在很多关键的事情上都出现了大问题，比如说辽东战事问题。

他们派个不懂军事的人去担任军事统帅，这就使得明朝在下坡路上走的越来越快。

第二个问题是东林党人执政之后陷入到了无休止的党争，党争对朝廷的伤害极大。

第三个问题是东林党在没执政的时候，他们讽议朝政，对朝廷上的人和事批评的头头是道，但是他们真正执政之后，他们自己对朝廷上最迫切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辽东战事问题和财政问题，却根本拿不出来任何有效的方案。

他们用纯粹的道德思想、道德标准去应对现实中的高复杂高难度的内忧外患，这是典型的书生政治，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