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的香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中年男人，在特务环伺的公寓里，反复斟酌着信纸上的每一个字。

不久前还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如今却成了被蒋介石软禁后侥幸逃脱的惊弓之鸟。

此时的卫立煌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决定。

他提笔给朱德写了一封信，恳求解放军护住他老家八十五岁的老母亲与一家亲眷。

问题是，他凭什么认为“敌人”会帮他？

一九三八年，抗击日本军队的枪炮声正响得急促。

卫立煌刚刚在黄河边的中条山指挥完一场极其惨烈的交战，便在回程时特意绕了远路，带着随行的人员亲自去了一趟延安。

他身上穿着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的挺括军服，可延安城里的老百姓和士兵们，却为他办了一场极其热闹的欢迎大会。

朱德站在众人面前，高声称赞他是一位真正保卫国家、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毛主席也亲自走出来迎接他。

会面里，向来不在人前饮酒的毛主席破了例，端起酒杯与他痛饮，两人还并肩站在一起，整整拍下了八张合影。

这八张合影卫立煌此后一直长期放在身边，直到被老蒋拘押的那天，才不得已将其销毁。

在延安的这几天里，卫立煌睁大眼睛，真真切切地看清了共产党部队最真实的模样。

他看到那些士兵们手里拿着极其粗糙的枪支，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军装，连吃穿的物资都极度短缺。

可是，这些年轻士兵脸上的神气和那份绝对服从命令的严明纪律，远远超出了他原先对于这支队伍的所有猜想。

在共同抵抗日本人的那几年岁月里，卫立煌和朱老总之间，确确实实建立起了一份跨越了政治阵营的深厚交情。

忻口会战打得最为吃紧的时候，八路军没有半点犹豫，主动出兵配合卫立煌的队伍，替他解开了兵力不足的危急局面。

卫立煌是个极其重情义、知恩图报的人。

他冒着被蒋介石严厉追究的巨大风险，大笔一挥，一次性就给八路军拨过去了一百万发子弹、整整二十五万枚手榴弹，外加一大批极其珍贵的食物和急救药品。

成车成车的物资，就这样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光明正大地运进了八路军的驻地。毛主席特意为这件事向他致谢。

卫立煌的回答极度干脆：“只要大家能坐在一起打日本人，那就是自家兄弟的交情，根本不必分什么你我。”

这样大张旗鼓的交往，在当年的局势下究竟有多么犯忌讳，清楚那段历史的人心里都有数。

蒋介石对于手下人私自结交共产党的防备向来极其严苛，绝对不会有半分手软。而卫立煌的种种做法，早就彻底超过了蒋介石容忍的极限。

到了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借着中条山交战失利的由头，直接免去了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官职，甚至毫不留情地革去了他上将的军衔，打发他去成都的宅子里去“奉养老母”。

这就是蒋介石最惯常的手段，一面用尽全力地剥夺你的权力，一面让你找不出半点反抗的余地。

可是，上头的打压越是严厉，他们彼此之间的猜忌也就越深。

到了一九四八年初，东北地界的战事极其吃紧。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下，又想起了这位极其能打仗的将领，十万火急地把卫立煌从国外调回来，让他去当东北“剿总”的总司令。

但是，此时的卫立煌，早就不再是当年那个一心一意只顾着对付共产党的武断军官了。

在辽沈战役进行的日子里，他在东北这片大地上到底做出了怎样的盘算，直到今天，写历史的学者们依然在不停地争论。

有许多人说，他分明就是暗中帮着共产党做事的人，故意把几十万大军留在原地不发兵，就是为了配合解放军的进攻步调。

当然，这种说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卫立煌在东北发号施令的时候，惹得蒋介石极其不满，两人时常发生争吵。

而他做出的许多最为要紧的决断，确确实实让对面的解放军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战事结束后，蒋介石果然就翻脸了。

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卫立煌被撤销了所有的职权，直接被关进了南京一座叫做“闲云楼”的宅子里。

这房子看着倒是修得齐整，一日三餐也有人按时按点地送进屋里，可是大门外头那些穿着便衣的特务，日夜不停地轮班死盯着。

他晚上吃了哪几样小菜，夜里几点钟吹了灯歇息，都有人仔仔细细地记录在册，原原本本地向上面禀报。

蒋介石心里早认定了他在暗中帮着共产党做事，虽然手里捏不住什么切实的把柄，但只要有了这层疑心，就足以致人于死地。

卫立煌心里太明白了——蒋介石没有当场下令处决他，只是因为眼下的战事实在太紧迫，蒋介石还需要腾出心思来好好考量，到底该怎么发落他这个昔日立过大功的“五虎上将”。

就在这让人极度压抑的时刻，事情的转机居然以一种极度荒唐的方式出现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的清早，《人民日报》公开登出了一份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卫立煌的名字就真真切切地印在报纸上。

在国民党那边，这是必须严加看管的要犯；在共产党这边，名单上的人那是实打实的反动派首恶。

可是，卫立煌看见这张报纸的第一眼，非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连声说道：“我算是得救了！”

蒋介石最忌讳什么？

他最忌讳自己手底下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暗中来往。

现在共产党指名道姓地把卫立煌定成了战犯，这就等于是对着天下人宣告：这个人是我们的大仇敌。

蒋介石一看，心里的疑虑顿时消减了大半，对卫立煌的看管也就顺势松散了下来。

趁着这一年的一月，李宗仁和白崇禧逼着蒋介石下野，各处乱作一团，卫立煌赶紧连夜逃出了南京，几经周折，躲到了香港。

可是，香港根本不是能够安稳落脚的地方。国民党派出的特务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四处乱窜，成天死死盯着那些不愿意跟着去台湾的旧日官员。

他们什么阴狠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暗杀、绑架、写恐吓信，无所不用其极。蒋介石前前后后派了好几拨人，苦口婆心地劝卫立煌去台湾，卫立煌只是摇头，一口回绝。他一个人留在香港，身边没有亲友帮衬，日子过得极度不安。

而让他整日整夜无法安心歇息的，还是远在合肥老家的一大家子亲人。那里有他八十五岁高龄的老母亲，有身体一直不好的亲弟弟，还有十几个半大不小的子侄。

这一大家子老老弱弱，全都身处在解放军即将开进去的交战地带。

他深知自己眼下的身份有多么麻烦，但他更清楚明白，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除了朱德，这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能够真正托付底细的人。

于是，就有了那一封写在特务眼皮子底下的信。

卫立煌坐在桌前，提着笔，在信纸上一字一句地写道：

“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以保护，免受惊恐。”

北平城里，朱德正忙着筹备解放军进城的欢庆事宜。

当他拆开信封看完后，立刻掂量出了这封信的沉重分量，也深知写这封信的人冒了多大的危险。

他没有半刻的迟疑，拿着信直接走进了毛主席的屋子。

毛主席接过信，静静地看完了纸上的字句。关于当时的情景，后来的人有着不同的记述。

有人说主席立刻就提笔写了批示，也有人说他默默地抽完了一整支烟才张口说话。

但是，那份确凿的批示内容，白纸黑字地留存了下来：“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紧接着的安排，更加实在妥当。

毛主席和朱德商议之后，立刻拍发电报，通知了带领部队驻扎在安徽的刘邓部队，嘱咐当地的军管会，必须对卫立煌的老母亲和一家老小实行最严密的保护。

解放军的大部队还没有完全开进城里，军管会就已经派出专人，悄悄地驻守在卫家老宅的院子周围，防备着国民党留下来的残余特务，或是那些想要趁乱报私仇的人去滋事生非。

老宅平安的消息，越过漫长的路途，终于传到了香港。

当卫立煌得知八十五岁的老母亲和满院子的亲属全都安然无恙的那一刻，他转过头，对着身边的妻子韩权华，说出了一句让听见的人都忍不住心头发酸的话：“共产党的朋友，到底没有忘记我呀！”

“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

这封电文，引发了极大的错愕。

国民党方面自然恼恨到了极点，可他们眼下完全管束不住这位曾经的主将了。

在随后的几年时光里，蒋介石依旧不死心，接连派出吴忠信、郭寄峤这些人跑到香港，当面许下极其丰厚的待遇，苦苦劝说卫立煌动身去台湾。

卫立煌连连摇头，一概严词回绝。他对那些来当说客的人直白地开口说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到新中国去，别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吧。”

这一句“以后再说”，他实实在在地等了整整六年。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卫立煌和夫人秘密地从澳门跨过关口，踏上了广州的土地。

就这样，他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从境外回归祖国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

毛主席的电报很快就送到了他的手里：“欢迎回来，希望早日在北京相见。”

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一列火车稳稳地停靠在北京的站台上。

车门打开，卫立煌领着家人走下车厢，一眼就望见周恩来、朱德、李维汉、张治中、傅作义这些人，正站在月台上迎候着他。

到了当天晚上，周恩来先生在家里摆下饭菜，亲自款待他们一家。没过几天，朱德、陈毅、徐向前等八位共和国的元帅，又一同坐在一处，专门为卫立煌接风洗尘。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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