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九年（1944年）

二月二十五日 确立《决战非常措施纲要》。

五月十五日 美军登陆塞班岛。

八月《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队勤劳令》实施。

十月二十四日 菲律宾湾海战大败。

十一月二十四日 美国空军以塞班岛为基地，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一九四一年，即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启动了对英美的战端。因其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期看上去似乎对战局多少有利，但日本的实力到底扛不住现代化的大战，况且是长期战。霸王硬上弓式的做法，不久就露出了破绽——这就是一九四二年的中途岛大败。从那以后，战局变得越发不利，之后简直是一败涂地了。本年五月，塞班岛的失陷，不仅导致从南方到日本的物资运输通道被切断，而且使美国空军以那里为基地，出动B-29，对日本本土大肆轰炸。在这段时间里，太平洋诸岛悉数回到了美国手中，联合国军大兵压境，逼近日本本土。本土遭到轰炸，日本的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另一方面，在欧洲，从意大利投降开始，轴心国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窘境。至此，东方的日本最终变得孤立无援。相反，随着欧战接近尾声，英美开始把战力向东方转移。

内山完造五十九岁。大东亚战局变得越发严峻：不单以塞班岛为基地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开始了，对小笠原群岛的进攻也迫近了。我决定先让出征的内山正雄（我的侄女婿）的妻子和孩子三人回内地，刚好一位店员也要回国，于是就让他们跟着一起走，一行人遂于六月十九日乘船出发了。尽管是非常危险的时期，但好在平安抵达了。我是抱着做最后一次日本之行的打算，经由“满洲”出发的。六月二十一日乘船（？），二十二日在青岛登陆时，目睹了当地人在听到最初警报时的慌张狼狈。我马上回到了船上，船于下午四时启航。在船上，接受了一番紧急情况下该如何应对的训示和教育之后，于翌日（二十三日）晨抵大连，好歹算松了一口气。问了一下去日本的船，但情况不明。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看来七月二日启航比较确实，遂乘二十四日的夜行列车到了奉天，并与奉天的同行们见面，聊了聊时局，但话不投机。接着，去往长春。在当地亦熟人、友人、同行会面，可完全对不上路数。三十日，又回到大连。说船要到二号才开，于是在此间与友人、知己和同行聊天。二号启程，刚好与准备回东京的小原君同船。船行进得极慢，七月八日早晨，才抵达神户。在和田岬入港时，总会听到源自两个造船所的“咣，咣咣”和“咣啷啷，咣啷啷”的声音，相当吵，可今天却什么声儿都听不见。正在我纳闷的当儿，船已到了栈桥。但见眼前两三千吨级规格的船足有十艘左右，涂装成赭色，泊在那儿，却不见一个干活的工人，造船所已经处于歇业状态。我似乎听到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原来三个煤气罐都瘪了——我感到旅程终于到头了，于是马上登陆，奔赴冈山。在四五天的勾留中，有那么一两次关于北九州遭轰炸的报道。电报在催我进东京，于是再次从笠冈出发。因无降雨，沿途的农地都裂着口子。车上也听到有人在议论说，这样的话，是没法子插秧的。因未带便当，途中饥饿袭来，颇难挨。车到姬路站，才买了点鱿鱼干，聊以充饥。从京都下车，在小仓住了一宿，翌日进东京。粮食问题越发严重，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上海的书商彼此统合，拟结成一间新的图书公司。其时，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日配）也已经进入上海。就与其关系问题，尽管昔日日配本社的大桥常务和我谈得非常圆满，达成了谅解，可下面的人和来上海现地出差的人员，却全无意愿将大桥常务的想法付诸贯彻。不仅如此，上海的零售商反而与日配对立起来。由于众人在新图书公司定位的问题上莫衷一是，田中营业部长遂与我同赴上海。八月十四日，我从下关出发，经由朝鲜、北京回沪，时值日本大旱灾。八月九日，天降一场大雷阵雨，这回好歹算插了秧。但不用说，时机已然迟了。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九月二日了。大家纷纷祝贺我们平安无事。我则对大家说，要是疏散的话，不拿掉国籍是不成的。但即使疏散，疏散到“满洲”或朝鲜怕也是无济于事，非得过了黑龙江才成。上海图书公司与日配之间的对立终究没能化解。这只能说，当初内山书店被要求代行管理克里·沃什发行公司和美利坚出版公司这两间公司时，我把克里·沃什公司转让给日配是一个错误。

彼时，但凡内山书店把两个店一并管理起来，日配在上海将无可依托，应该也就不至滋生如此野心了吧——此乃我的失败。若是受人之托而转让的话，倒也还好，而我并无入请托，纯出于好意转让，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近来，从日配本社发来的物流，实在是混乱得可以。上海的零售表面上做出一副尊重我与大桥常务约定的样子，似乎是由上海的图书公司和日配本社二合一地在应对，可实际上，私底下仍然是由上海日配在零售，为此甚至不惜与上海图书公司对立。对此，我放弃交涉与协商，权且听之任之——因为我已决计同国家生死与共。尽管我抱着一切听天由命的态度，但此时我所考虑的一个事情是：作为最后的活动，收购业已关张的改造社和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我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的版型，然后用这些版型致力于现地出版。改造社的版型先到了。接着，学艺社的版型也到了。于是，我先后出版了《上海漫语》《活中国的姿态》《上海夜话》和《上海风语》的现地版。有趣的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负责出版的一位巡查过来，对《上海漫语》横加指责，还说要禁止发行什么的。渐渐地，我明白这些当差的人之所以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非是想挣几个小钱而已。但我就是不买账，那人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结果删掉两三处之后好歹算是得到了出版许可。可唯其如此，这本书竟转眼间售罄了。其后，倒是平安无事，我得以出版了一批现地版的书，边出边售卖，与此同时，还在不断写我的漫谈。虽然这些文字恐怕难以寄到日本去，但时而也会登上日本的报纸杂志。在上海，我的漫语文章则不断地在所谓《大陆新报》¹上发表。报社方面有时会受到大使馆事务所（旧“兴亚院”）的警告，说“内山其人政治倾向不好”，但他们还是照旧刊发我的文章。也有来自友人的规劝，说情况危险，提请我注意。也曾从军官那儿听到过好意的提醒，被告知“酒味不对呀”。而我个人则无暇顾及这些，只要有人邀请，无论是哪儿，我都会前往，谈我的所见所闻，不仅未受到苛责，反而收获了不少赞誉。如在苏州，部队军官听过我的一番话后，禁不住感叹道：“唉，真是的，要是早听到这样的对话该多好！”对他们来说，我的漫语不啻为一剂清凉剂，因为我对战争的洞见打一开始就从没变过——一种一根筋式的悲观论，我甚至被别人说成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来自日本的访客络绎不绝。是年十二月中旬，一位青年来沪，携了老友村田正亮君的一封信。起初说住一晚，但连住了几晚仍无去意。而且，那青年的行为举止有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于是，某天的晚上，我便跟他聊了会儿。可这一聊，青年竟一去不回了。后来才了解到，关于该青年颇有些传闻，如说贩卖手枪，做武器的买卖，后被抓了云云。而真正为青年操心的，是内人。在教会一年一度的慈善义卖会和圣诞节的时候，她人还好好的，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久未发作的旧恙复发。我即刻请须藤医师来出诊，起初病情稍见稳定，但很快就卧床不起了。而且，令凡俗肉身如我者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是，仅十天后，她竟撒手西归了。连内人自己也相信，两三天就会痊愈。眼见她倚着暖桌，一边读着《圣经》一边说：“刚说要迎接正月呢，这可倒好。真对不住，不偏不倚地，偏偏这个时候发作……”如此，送走了昭和十九年。

¹ 1939年1月1日创刊，以陆、海、外务三省和“兴亚院”为后援，《朝日新闻》协办，本社在上海，是设于华中的日本国策报纸之一。

《上海汗语》于沪上出版。

日人喜冷水，中国人爱饮热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日人就不喝热茶，也不是说中国人绝对不喝生水。大抵说来，形成如此习惯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日本以青山秀水自况，清澄的河川也确实多（其实，中国的夏季与冬季不同，也不乏即使在日本也少见的清泉，譬如山东省济南府的趵突泉、黑虎泉等。日本人常有种倾向，惯于把中国的河水一概归之于泥水）。与之相反，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带，则多泥水。然后，也不知是谁想出的办法，开始用今天已经普及了的明矾来澄清水源，以作饮用水——我曾读过上海《水道小史》，书中如是说。

上海刚有租界，西洋人（多半是英国人）开始居住的时候，看到黄浦江的泥水，觉得这水没法喝，于是想到用井水。但照中国人的说法，井水有毒，最上等的水反而是黄埔江水。可这泥水如何才能饮用呢？中国人说：“没关系，只要这样滤清一下就能喝了。但里面说不定还有寄生虫，所以，不要喝生水，包括洗脸水、漱口水在内，当然饮用水也全部要使用沸腾过的水。”洋人问，那么水在什么地方。中国人说：“水我来做。请买一只大壶、明矾和竹子吧。”“好吧。”于是洋人遵嘱买了那几样。如此，从当天起，沸腾过的可饮用的水就做好了，连洗澡水都是清澄的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