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初，反复无常多年的“倒戈将军”石友三，被自己的结拜兄弟高树勋活埋在了黄河岸边。
这个一生投靠过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变色龙，终于把自己玩到了尽头。
然而最让后人唏嘘的，不是他拔枪时有多威风、跪地求饶时有多狼狈，而是消息传开后，他那刚过门不久的五姨太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仰天发笑，只说了一句：“苍天有眼！”
一个女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对丈夫的死拍手称快？
011891年，吉林长春一户穷苦人家生下了一个男娃，取名叫做石友三。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十八岁就离家去当兵的穷苦后生，日后竟会成为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汉。
他打起仗来十分卖力，一路从小小的马夫做到了师长，深得冯玉祥的看重，稳稳当当地做到了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的位置。
可是，这个人的心思里，全然不懂得“忠诚”二字是怎么写的。
1926年，冯玉祥派他带兵去攻打阎锡山。他走到半路，心里暗自盘算了一番，觉得这仗打下去实在不划算，索性背着老长官，私下里派人去和敌军签了互不侵犯的文书。
冯玉祥被逼得只能带兵往西退避，他自己倒是一丁点儿损失也没有，还趁着沿途收编了不少散落的兵丁，把自家的队伍养得格外壮实。
在后来的二十年岁月里，他不停地更换主子。
他今天跟着冯玉祥，明天翻脸就去投奔阎锡山；从阎锡山那里离开，他又跑去给蒋介石办事。蒋介石刚刚提拔重用他，他转过头就举旗反叛；张学良见他走投无路收留了他，他却反过手来攻打张学良。
当时的人都说他是民国军阀里最会见风使舵的人。
到了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做出的事情更是让人惊惧痛恨。
1932年，他偷偷从烟台坐船去了天津，住进日本人的租界里，和那个名叫土肥原贤二的日本人秘密见了面，靠着日本人的包庇，他又开始大肆招兵买马。
到了1939年之后，他专门带着人马，联合日本军队去进攻八路军，四处破坏抗日的民主政权，把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推进土坑里活活掩埋。
坑杀抗日游击队的人，竟然成了他每天都要做的寻常事。
他甚至还带人放火烧了少林寺，那座传了一千多年的古老寺庙，就这样全毁在了他的大火里。
在私底下的生活里，他更是毫无收敛。家里明明有结发妻子，他却还在外头强抢。
他看上了河南戏班子里唱花旦的年轻女子，直接抢回宅子里做二房；到了北平，又硬逼着唱京剧的女演员做三房；甚至连东北军一位团长的妻子，也被他用尽手段骗来当了四房。
只要有好处就去占，只要有仇怨就挖坑活埋，这就是石友三一辈子的活法。连他结拜兄弟高树勋的亲弟弟得罪了他，也被他一声令下，无情地埋在了黄河边上的沙坑里。
那条长长的黄河边上，他挖了无数个坑，埋了不知道多少人。
只是他闭上眼睛也绝对想不到，等到后来的一天，他自己也会被结拜兄弟推进同一个地方的黄土里，真真切切地尝一尝泥沙封住口鼻的滋味。
而在北平城里，有一个年轻女子，比世上的任何人都盼着他遭到这样的报应。
她叫林慰君，是那位民国极其出名的报人林白水的亲生女儿。
林白水这个名字，如今的人听起来或许觉得十分生疏了。但在清末民初的年月里，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曾和蔡元培、章炳麟这些大学问家一同创办了爱国学社，前前后后办起了十几种报刊。
他拿“白话道人”做自己的笔名，用老百姓天天说话最通俗的字眼，去揭露那些军阀和政客的贪污腐败。
他一辈子都在办报纸，报馆被查封了足足五次，他自己也被抓进监狱里三次，可他出来之后照样写，哪怕是死也不肯改口。
1926年8月6日这一天，他在北京的《社会日报》上登出了一篇名叫《官僚之运气》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斥责了军阀张宗昌和他的帮凶。
张宗昌看了报纸，顿时恼羞成怒，当天晚上就派兵下令抓人。
仅仅过了三个小时，林白水就被押到了北京天桥的刑场上，伴随着一声枪响，倒在了地上（直到一九八五年，国家民政部才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那一年，他唯一的女儿林慰君，只有十四岁。
十四岁的女孩子，本来该是在父母跟前安心读书、毫无忧愁的年纪。可是林慰君的人生，就在那一刻彻底被砸碎了。
她听见父亲被枪杀的消息，跌跌撞撞地一路跑到刑场，亲眼看着父亲的身体倒在殷红的血泊里。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面对着这样残酷无情的世道，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反抗的力气。
她找来家里的铅粉，一口吞了下去，只求能干干净净地随父亲一同死去。万幸的是，邻居及时察觉了异样，硬是找大夫把她救醒了过来。
后来的《大公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登在报纸上，人们都带着敬重和心疼，称呼她为“弱姬烈女”。
既然死不成，那就只能咬紧牙关活下去。一个家里没有钱财来源的少女，每天一边照料着失去丈夫的母亲，一边四处找活计打工换取学费。
她就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靠着门门第一的好成绩，堂堂正正地考进了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英国文学系。
从大学毕业以后，她去了好几所中学里教学生念英文。
同时，她也接过了父亲留下的事业，做起了记者，成了《北京新报》和好几家报纸的编辑。
在随时随地都会丢掉性命的沦陷区里，许许多多的记者为了保命，都去给军阀写好话、做传声筒。
只有林慰君不肯，她坚决不写那种骗人的文章，也绝对不去拿日本人发的一分钱宣传费。
她安分守己、清清白白地过着日子，小心翼翼地要把自己活成父亲生前期盼的那个好模样。
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个蛮横到了极点的人，根本不打算让她如此安稳地活下去。
021940年，当时手里握着兵权的石友三，偏偏注意到了这位懂外文、写文章的年轻女记者。
这一年，石友三已经四十九岁了，而林慰君才二十七岁。
石友三的心里有着极其现实的盘算：他早就偷偷拿着日本人的钱财和枪支，却一直不敢公开发表声明。
他深知，一旦把投敌的文书公之于众，自己就会站到全国百姓的对立面。
他急切地需要找一个出身清白、知书达理的体面女子，来做他的司令夫人，好掩盖他即将公开的汉奸行径。
他挑来挑去，认定林慰君就是最妥当的人选。
林慰君又怎么可能会点这个头呢？
在她的心里，军阀是下令开枪杀害她父亲的仇敌，汉奸是出卖祖国土地的罪人。她没有半点犹豫，清清楚楚地开口拒绝了这门荒谬的婚事。
可是，石友三这样一个粗暴的武夫，根本不跟她讲什么道理。
他直接派出成群的士兵，穿着军装，天天跟在林慰君的身后，寸步不离的监视和关押。
林慰君去学校里给孩子们上外文课，佩带枪支的士兵就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站岗；她去报馆里上班写文章，士兵就在报社的大门口排成两列。
整个报馆被这些当兵的闹得无法安宁，林慰君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截断了。
石友三直接叫人带话给她：“你若是敢跑，我就封了你们的报社，还要你的老母亲和报馆里的同事全部拿命来赔。”
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位年轻的女子已经无路可走。
为了保住年迈母亲的性命，为了不让报馆的同事因为自己而丧命，她只能咽下眼泪，把悲苦压在心底，以“私人秘书”的名义，走进了石友三那座充满枪炮味的军营。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一场极其草率的婚礼趁着夜色举办了。
在成亲之前，林慰君提出要回一趟天津，去置办一些出嫁用的物品。石友三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谁知，她坐的火车刚刚停在济南，就被日本宪兵强行扣押在当地。
日本人做事极其直接，他们给石友三开出了明白的条件：想要把这个新娶的太太领回去，石友三就必须立刻公开发布通电，向日本人投降，并且要接下伪河北省省长和治安军总司令的官职。
只要不答应，就别想再见着人。
石友三原本一直打着“听从国民政府命令、私底下拿日本人好处”的算盘，死活不愿意站到大庭广众之下承认投敌。
可如今，他派出了手底下的总参议和总参谋长，专程赶到济南去和日本人面对面地谈条件。
没过多久，他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安排。从这一天起，石友三换下了原先的军装，清清楚楚地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汉奸身份。
为了向日本人证实自己的诚意，他甚至下令把军营里几个不愿投降日本人的军官拉出去，当场开枪打死。
这几声真切的枪响，不仅打死了那些军官，也让军队里许多心怀国家的将士彻底寒了心。
1940年12月1日。河南濮阳的柳下屯，天气极冷，大风在平原上不断地刮着。石友三的一位老部下，也是他曾经的结拜兄弟高树勋，在村子里摆下了一场宴席。
高树勋借着老长官孙良诚的名义，派人请石友三到自己的驻地来，说是要大家坐在一起把之前的恩怨说清楚。
石友三自认在军中地位极高，丝毫没有防备，高高兴兴地带着一整排骑兵就出发了。
等他到了地方，高树勋已经带着手下所有的军官，在门外排好长队恭恭敬敬地迎接。石友三满脸带笑地跳下马背，大步走在这些军官中间。
到了会议室里，众人围坐在一处，气氛显得十分和缓。端茶倒水的勤务兵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大家互相递着香烟，大声谈笑着。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勤务兵推开门走进来，径直向高树勋报告：“太太有事，请您过去一趟。”
高树勋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身，满脸带笑地对着石友三连声道歉，说自己需要离开片刻，随后便走出了会议室的大门。
这就是他们事先商议好的动手暗号。
高树勋前脚刚刚跨出门槛，紧接着，四名身材高大、全副武装的卫兵就猛地冲进了会议室。
他们没有半句废话，当场就夺下了石友三身上的配枪，用粗糙的麻绳将他捆得结结实实。
在零下十度的严寒中，他们把石友三直接押到了黄河岸边。
那里，早就提前挖好了一个极深极大的沙坑。
士兵们用力一推，将他整个人扔进了深坑里。随后，一筐接着一筐的沉重黄土，顺着坑沿直直地倒下去，砸在他的头上、脸上和身体上。
这个在前半生里亲口下令活埋了无数抗日人士的作恶之人，到底在寒冷的黄河边上，真真切切地被旁人用黄土填满了口鼻，断绝了呼吸。
03石友三的死讯传回北平的时候，林慰君正待在屋子里。
她望着高远的天空，痛痛快快地大笑出声。她大声地喊了一句：“苍天有眼！”
这个世道上，终归还有一条最为实在的规矩在管着人——凡是作下恶业的人，总有一天要遭到报应，哪怕他曾经握着大权、不可一世。
石友三咽气之后，林慰君总算摆脱了那个强加于她的恶人，重新找回了自个儿的清净日子。
但是，外头的社会并没有立刻对她显露出多少宽容。
顶着“汉奸遗孀”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名头，她走在街巷里，每天都要平白遭受许多外人的指指点点和冷言冷语。
这些闲言碎语带给她的刁难，其实一点也不比当初被重兵软禁在屋子里时少。
熟识的朋友们实在看不过去，纷纷跑来劝导她，叫她赶紧改换个姓名，或是干脆买张车票到远远的地方去躲避风头。
林慰君只是安静地听着，全然不曾理睬这些提议。
她拿回自由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走回报馆的大门。
就在石友三断气的同一年，她就已经稳稳地坐回了《北京新报》编辑的位子上。她捏紧手里的笔杆，继续写她父亲生前写了一辈子的那种文章。
她只为没钱没势的穷苦人说话，只为看不下去的不平事发声。那个敢于把真话印在报纸上的女记者，又完完整整地回来了。
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她更是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报纸上，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地写，在文化界里的名声也越发受人敬重。
1948年，林慰君去了美国，随后在纽约定居下来。
她凭借着自身扎实的学识，成为了纽约市立大学语言学的教授。
她在讲台上站着，这一教就是整整三十个年头。
人虽然住在大洋的另一边，可林慰君的心里，始终牵挂着故乡的土地和那里的人。
1986年，林慰君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家了。
她特意从美国坐着飞机回到国内，专程来参加父亲殉难六十周年的纪念仪式。
她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的名字，回想起十四岁那年的血泊，心里大概有着说不尽的感慨。
林慰君这一生的经历，充满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起伏与波折，可是她那份直面苦难的要强与坚忍，却自始至终未曾有过半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