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湖北籍军人郑贵玉捅死第一个日寇后，感觉日军的三八枪刺刀又长又轻便，便捡起鬼子的步枪冲向第二个日寇。

那会儿他来不及想太多。脚下是混着雨水的烂泥，踩下去拔出来都费劲，身边全是喊杀声和子弹嗖嗖擦过的动静。他攥着那杆三八枪，手心里全是汗，枪托上还沾着刚才那个鬼子的血，滑腻腻的。可这枪真顺手啊，比他自己那杆老套筒轻了不止一星半点，刺刀也长出一截，白晃晃的，在阴沉沉的天光底下像一道冷电。他心里骂了一句：小鬼子东西倒是做得不赖。

第二个鬼子就在七八步开外，正端着枪朝他这边刺过来。那鬼子个头不高，但壮实，脸上全是泥，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哇啦哇啦喊着什么。郑贵玉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身子往旁边一矮，鬼子的刺刀从他左肩上方擦过去，划破了衣裳，凉飕飕的。他顺势往前一扑，手里那杆三八枪借着身子往前的劲儿，直直地捅进了鬼子的肋下。刺刀扎进去的手感闷闷的，像是戳进了一袋湿沙子。鬼子哼了一声，身子一软，枪就脱了手。郑贵玉没松劲儿，又往前顶了一步，把鬼子钉在地上，这才拔出来。血跟着涌出来，溅在他裤腿上，热乎乎的。

他喘着粗气，胸口像拉风箱一样起伏。四周还在打，枪声、喊声、刺刀碰撞的叮当声搅成一锅粥。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枪，又看了看地上那两具鬼子尸体，忽然觉得有点荒唐，他一个湖北乡下来的庄稼汉，在家连鸡都没杀过几只，这会儿倒利索地捅死了两个活生生的人。可这念头也就是一闪。战场上容不得你多想，你愣神的工夫，下一个鬼子的刺刀就可能从你后背穿过来。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血水，猫着腰往前跑。这时候他们连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排长早些时候被炮弹炸没了半边身子，连长嗓子都喊哑了。郑贵玉跟着几个还能动的弟兄，往一处矮墙后面靠。墙是土坯的，被子弹打得直掉渣。他蹲下来，把三八枪架在墙头上，往对面看。对面是一小片开阔地，鬼子趴在一道田埂后面，也在喘气。双方就这么隔着几十米对射，子弹打在土墙上噗噗响。

他身边有个新兵，看着也就十七八岁，嘴唇发白，手抖得连枪都端不稳。郑贵玉伸手按了按他的肩膀，说了句：“别慌，跟着我。”那新兵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可眼里的怕劲儿没退。郑贵玉心里明白，怕也没用，鬼子不会因为你怕就不上来。他想起老家孝感那边的田，想起他娘在灶台前忙活的样子，想起他临走时媳妇塞给他的那双布鞋。那些东西离这儿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可也就是这些东西，让他攥紧了手里的枪。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个想活着回去的普通人。可要活着回去，就得先把眼前的鬼子撂倒。他深吸一口气，从墙头后面探出去，瞄准了一个正往上爬的鬼子，扣了扳机。枪响了，那鬼子一头栽下去。他拉了拉枪栓，弹壳跳出来，滚在泥里，烫得冒了一小股白烟。

战斗打到后半晌，鬼子终于退了。郑贵玉靠在墙根底下，浑身像散了架。那杆三八枪还攥在手里，枪管已经凉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衣裳破了好几处，左胳膊上有一道口子，血已经凝住了。他没觉得疼，就是累，累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后来有人问他，头一回杀人是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说：“没感觉。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就这么回事。”可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像是又看见了那个被他捅倒的鬼子，看见了那双瞪得溜圆的眼睛。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那枪是真轻，比咱自己的好使。”

这话说得轻巧，可听的人心里都明白，那不是什么枪好使不好使的事。那是一命换一命的年月，是一个庄稼汉被逼着拿起刺刀的年月。郑贵玉不是什么天生的战士，他就是个湖北乡下的小伙子，被时代的洪流卷进去，在烂泥和血水里学会了怎么活下来。那杆三八枪，他后来一直带着，直到战争结束。他说不上喜欢那枪，可那枪救过他的命。就像他说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拿东西的人，不是人。”

这话听着糙，可细想一下，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冷。那场战争把人变成了什么？把种地的变成了杀人的，把活生生的变成了冷冰冰的。郑贵玉后来回了老家，又种上了地，可他再也没杀过鸡。他娘说，他变了，变得不爱说话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见过，就再也忘不掉。

那杆三八枪，他没带回家。战争结束后，他把它交了上去，换了一纸复员证明。可有时候夜里做梦，他还会梦见那枪，梦见那又长又轻便的刺刀，梦见那个被他捅倒的鬼子。梦醒了，他躺在自家的土炕上，听着外头的鸡叫，觉得恍如隔世。

这就是郑贵玉的故事，一个湖北籍军人的故事，也是那场战争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没想过当英雄，可他们做了英雄都做不到的事。他们用最笨的办法，活过了最难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