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光路过北京时，顺路去中南海看望朱德，进门后，他先喊朱老总，毛主席问他：“你是哪一个？认识我吗？”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的中南海，当时朱光刚结束长春的工作，接到调令要南下接管广州，途经北京时，想着快十年没见朱老总，便顺道去中南海拜会。

那时候的中南海还没有后来那么多森严的规矩，院子里梧桐树长得正旺，墙根下堆着些修缮剩下的砖瓦，抱着文件的干事、扛着器材的工人进进出出，全是开国前忙碌又鲜活的劲儿。

朱光穿一身洗得发灰的旧军装，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跟着警卫员往里走，手心都有点冒汗，当年在红一军团，他还是个年轻参谋，老总总爱拍着他肩膀喊“小朱光”。

一掀门帘，看见桌边有人侧着身子商量开国大典的警备部署，那背影朱光太熟悉了，心里一热，张嘴就喊了一声“朱老总，”声音亮堂堂的，全是老部下见老上级的热乎劲儿。

屋里说话声瞬间停了，桌边的人缓缓转过身，手里还捏着半支铅笔，笑着上下打量他——不是朱德，是毛主席。

换作旁人，只怕当场就要紧张得冒汗，可朱光只是愣了一秒，立刻“啪”地敬了个标准军礼，嗓门比刚才还亮：“报告主席，我是朱光，怎么不认识您，当年在瑞金红军大学，我还坐在台下听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呢！”

这时候朱德才笑着快步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胳膊，跟毛主席介绍：这就是红一军团出来的笔杆子，接管长春干得很漂亮，这次调他去广州，接南方这个摊子。

毛主席却故意把脸一沉，逗他：“好你个朱光，既然认识我，进门怎么只给总司令问好，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换一般人早就忙着解释道歉了，朱光反倒脊背一挺，理直气壮地接了话：“因为我与总司令同宗同姓，这叫自家人认自家人，宗派山头。”

这话近乎“大逆不道”的调侃一出口，朱德忍不住扶额微笑，毛主席也绷不住了，佯作气恼：“你把我划在外面，难道不怕我见外，转头把你忘个干净？”

朱光把胸膛一拍，掷地有声：“你忘不了我朱光。因为我欠你的那出《奥赛罗》，还没登台给你演呢！”

一句话说完，毛主席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屋里原本略带拘谨的气氛，顷刻就化作了满堂春风。

这话可不是随口编的，早在延安时期，朱光就跟毛主席有过“抢书”的交情，当年作家舒群穿越火线，从日军炮火的废墟里冒死捡回四册英文莎士比亚名著献给毛主席，朱光在旁边看见了眼都直了，当场就要“见面分一半”。

毛主席护着书笑他“岂有此理”，朱光就搬出自己先锋话剧“南国社元老”的身份，说自己能演能译，非要剧本不可；毛主席也搬出马克思推崇莎士比亚的说法，寸步不让，最后两人各退一步，朱光“抢”走了《奥赛罗》与《李尔王》，还当场抑扬顿挫地念了一段独白，毛主席拍案赞叹，就此定下了日后看戏的约定。

而朱光的这份随性与胆气，并不是恃才傲物的轻狂，是在刀山火海里淬炼出来的硬骨头，长征途中，他因为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到打击报复，被打成“右派”，戴着镣铐行军。

白天双手铐着冰冷的铁镣，还要扛着沉甸甸的石印机和油印设备，咬着牙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到了宿营地，手铐卸下换上脚镣，朱光就借着微弱的桐油灯光，在石板上刻宣传标语、绘军用地图，直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央查明真相，才彻底撤销了他的处分，恢复党籍，戴着镣铐走完二万五千里，他骨子里的乐观与豪情，半分都没磨掉。

那天在中南海，欢笑过后，毛主席把朱光邀进书房，见他盯着书架看，还打趣他“土匪习气又犯了，还想夺书，”说笑归说笑，主席敛容挥毫，写下一幅《七律·长征》相赠，更在卷末郑重叮嘱：“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重托，朱光转身南下，在广州一待就是十一年，刚解放的羊城特务横行、物价飞涨、满目疮痍，他脱下长衫卷起裤腿，跟老百姓同吃同劳动。

为了治理水患、美化城市，他亲自挥锹领工，带着全市军民挖出了麓湖、荔湾湖、流花湖、东山湖和越秀湖五大人造湖；主持修复海珠桥，扩建广州造船厂、重型机器厂；把昔日臭水沟般的金花街，改成了享誉全国的卫生模范街。

朱光还提出“绿化广州，美化羊城”的城市理念，亲自推动了五羊雕像的创作，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闲暇之余，这位文人市长提笔写下五十首《望江南·广州好》，字字句句全是对这片热土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