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轰炸到红军，贺龙眼珠一转，就想到一条妙计，让国民党的飞机“自相残杀”！

1935年夏天，红二、六军团行进在湘西通往贵州的山路上，前有险路，后有追兵，头顶还有国民党飞机不断盘旋。

那时的红军没有像样的防空火力，敌机一出现，队伍就只能分散躲进树林、沟坎和山坡。飞机凭什么找人，主要看三样东西，炊烟、旗帜，还有山路上密集移动的队伍。

这对红军来说很麻烦，白天不能生火，行军不能扎堆，连一面旗帜都可能成为飞机投弹的目标。可部队总要赶路，身后薛岳、吴忠信部的追兵又在不断逼近，完全躲起来并不现实。

一天，侦察员跑到前面报告，后面有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队快追上来了。

贺龙没有急着命令部队迎战，也没有马上带队钻进深山，而是站在一处开阔山坡上，观察了很久。这里视野宽，山路长，周围没有太多遮挡，飞机一旦发现地面目标，很容易集中攻击。

问题来了，红军没有防空武器，难道只能硬扛吗？

贺龙很快下了一道让人有些意外的命令，让全体指战员摘下草帽，把草帽扔到路边。

这些草帽不是普通遮阳帽，用竹篾和草叶编成，上面印着红五星。长途行军顶着烈日，草帽几乎是战士们不可缺少的东西，有人戴了很久，早已磨得变形，真要扔掉，谁都舍不得。

但命令下达后，一顶接一顶的草帽还是落在了山坡和道路两旁。没过多久，山路边铺满了草帽，远远看上去，像有一支队伍刚刚经过，又像队伍在慌乱撤退时丢下了装备。

红军没有停留，迅速离开现场，转进山林。

真正的关键，留给了后面的追兵。

这个国民党团从早上追到下午，士兵们早就口干舌燥，衣服被汗水浸透，脚步也越来越沉。看到路边突然出现一大片草帽，很多人立刻围了上去。

在他们看来，红军连草帽都不要了，多半是仓促逃走，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带队军官没有阻止，士兵们争着把草帽扣到头上，既能遮阳，又能缓解疲劳。

一片红五星，就这样从红军头顶转到了国民党追兵头顶。

谁能想到，危险也跟着一起转了过去？

没过多久，天空中传来飞机轰鸣声。几架国民党飞机从云层下方出现，沿着山脊低空盘旋。

地面上的士兵并没有警觉，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家飞机来配合地面追击，甚至有人抬手向飞机示意。可飞机上的驾驶员看到的不是一支国民党部队，而是一群戴着红五星草帽、沿山路移动的人。

这些日子，国民党飞机一直在寻找红军，常常因为找不到目标而受到责骂。现在，山路上突然出现一支明显带有红军标志的队伍，飞行员几乎没有多想。

飞机压低高度，随后俯冲。

炸弹落在山路上，机枪火力也跟着扫向地面。那些戴着红五星草帽的国民党士兵，反而成了最显眼的目标。

他们起初没有反应过来，有人还以为飞机打错了方向。等爆炸声接连响起，碎石和尘土四处飞溅，队伍才彻底乱了。士兵们扔下枪支，朝山沟和树林里逃，受伤的人则倒在道路两侧。

飞机完成攻击后拉高飞走，飞行员或许还以为自己找到了红军主力，谁也没有意识到，刚才轰炸的是自己的追兵。

红军已经走出很远，听到后方传来的爆炸声后，战士们停下来回望。侦察员把消息带回来时，大家才知道，追上来的那个团被自己的飞机炸了。

这件事后来在红二、六军团中传开，草帽也成了这段行军中一个极具记忆点的东西。它本来是战士遮阳用的物件，经过重新布置，竟成了误导敌机的诱饵。

但这招并不是随便扔几顶帽子就能成功，里面有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一是敌机识别地面目标，依赖的是红五星、队形和移动方向，红军正好摸清了这个规律。二是追兵疲惫缺水，看到草帽后急着抢戴，自己把标志集中到了身上。三是贺龙提前判断了地形，选择了一个飞机容易观察、追兵又必然经过的位置。

换句话说，这不是单纯靠运气，更不是一顶草帽就能改变战场，而是把敌人的追击路线、空中识别方式和士兵的本能反应放在一起算了一遍。

红军后来应对敌机，并没有把希望都放在类似的巧计上。贺龙反复提醒部队，飞机来了不要乱跑，要尽快分散，利用沟坎、树林和山地隐蔽，白天少走开阔地，必要时安排夜间行军。

这其实比一次成功的诱敌更重要。飞机轰炸带来的威胁不会因为一场误炸就消失，真正能让部队保存下来的是持续调整行军方法。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能够保持相对完整的建制，靠的不是某一招奇计，也不是敌人每次都会犯错。山路怎么选，队伍怎么散，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怎样利用敌人的习惯，这些判断共同决定了部队能不能走出去。

一顶草帽改变不了整个战局，却能在关键时刻改变一段山路上的攻守关系。

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硬碰硬往往没有胜算，那就只能多看一步，多想一层。敌人手里的飞机是威胁，敌人的识别习惯也可能成为漏洞，这正是贺龙当时抓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