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卫立煌把信托人辗转送出时，自己已到了香港。他住在九龙一间不大的公寓里，每天看报纸，听广播。国内的消息时断时续，他最关心的，还是老母亲的安危。那封信是冒险写的，他不知道会不会有回音，甚至不知道信能不能到毛主席手里。
在北平，毛主席那封“先保人，再安置”的电报发出去后，事情并没完全了结。皖北区党委的压力不小，底下陆续有反映，说群众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大官的老娘不能斗。区党委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派一个工作组，由吴干事带队，常驻村里，一方面做好卫母的安置，另一方面也给群众讲清楚政策。
吴干事在村里住下了。他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就组织大家学习。他不直接提卫立煌的名字，只讲抗日时期的事，讲台儿庄，讲忻口会战，问大家：中国人和日本人拼命的时候，带兵打仗的是不是中国人？那些牺牲的士兵，是不是咱们的同胞？
有人嘀咕：“卫立煌后来不也打共产党了吗？”
吴干事说：“功是功，过是过。抗日有功，这是事实。他母亲是个做针线的老太太，没享过儿子的福，倒因为儿子的身份担惊受怕。咱们共产党做事，得讲道理，不能搞株连。”
日子久了，村里的气氛慢慢缓和。卫母还是很少出门，但脸上的愁容淡了些。她开始接一些缝补的活计，农会的人帮她收工钱，分文不少。
一天傍晚，吴干事从地里回来，路过卫母家门口，看见她正坐在院里的小凳上补一件衣服。夕阳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吴干事走进去，搬了块石头坐下。
“大娘，最近身体还好？”
“还好。吴同志，坐。”卫母停下针线，“我想问问，我儿子……政府会怎么处置他？”
吴干事实话实说：“大娘，这个事得等将来具体情况来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抗日有功，人民不会忘记。他要是愿意回来，为国家出力，政府是欢迎的。”
卫母点点头，没再说话，低头继续补衣服。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说：“他当年去打日本，走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傍晚。跟我说，娘，等我回来。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吴干事静静地听着。
“后来他打内战，我不懂这些，只知道他又在打仗。我托人捎信给他，说别打了，回家吧。他没听。”卫母的声音很平静，“现在好了，不打仗了。他能活下来，我就知足了。”
冬天，村里修水渠，家家户户都得出劳力。卫母年纪大了，本不用去，但她还是每天都到工地上，帮着烧开水，给大家递毛巾。起初人们还有些别扭，后来也就习惯了。水渠修好的那天，村长特意端了碗热姜汤给卫母，说：“大娘，辛苦了。”
卫母接过来，手有点抖。她轻声说了句：“谢谢。”
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村里组织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卫母把她这些年攒的一点钱，还有卫立煌早年托人捎给她的一对银镯子，都拿了出来，交到农会。
农会主席看着那对镯子，有点为难：“大娘，这太贵重了，您自己留着吧。”
卫母说：“拿去吧。给前线的战士买点需要的。我儿子当年打日本，也是靠老百姓支援。现在国家需要，我该出份力。”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人们再看这位沉默的老太太，眼神里多了几分敬重。那对镯子最终没有卖，农会把它和其他贵重捐赠物一起登记造册，上交了。
卫立煌在香港得知母亲捐款的事，是几个月后了。给他捎信的人说，老太太现在在村里过得平静，身体也还行。卫立煌听完，一个人在窗前站了很久。他想起当年离家时母亲的叮嘱，想起抗战最艰苦时母亲托人捎来的家信，信里总是那句话：“我很好，勿念，专心做事。”
他心里清楚，母亲说的“专心做事”，是让他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可他后来走的路，到底对不对得起，他自己也说不清。
1955年，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北京，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他后来担任了一些职务，为国家建设出力。他曾经提出想去母亲坟前看看，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他只收到过村里寄来的一张照片，是卫母去世前一年拍的。照片上的老人坐在自家院子里，身后是修补好的屋顶，手里拿着一只正在纳的鞋底，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
卫立煌把这张照片放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常常看着出神。他觉得母亲的眼睛里，有他大半生的颠簸，也有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平静。
那座没有立碑的土坟，在村外的山坡上，静静地对着田野。每年清明，会有村里的孩子去扫墓，他们知道那里埋着一位老人，老人的儿子打过日本鬼子。别的，他们不清楚，也不需要清楚。
春风一年年吹过，坟头的草青了又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