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东阳县公安干警迅速出动，冲进一家木匠铺，逮捕了掌柜单银昌。手铐戴到手上，单银昌还在大喊大叫：“我老实本分，你们凭什么抓我？”局长瞪了单银昌一眼，怒斥：“死到临头，你还敢叫嚣？”

单银昌被两个干警架着胳膊往外拖，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他扭头朝柜台后面喊：“桂芳！看好铺子！”他老婆从里屋探出半个身子，手在围裙上擦着，没应声，只是看着。

警车就停在街对面。看热闹的人围了半圈，交头接耳。卖豆腐的老孙摇摇头：“早觉得这人不对，眼神凶。”

上了车，单银昌不再喊了。他盯着自己手腕上的铐子，看了很久。车开起来，颠簸着，他身子跟着晃。局长坐在他对面，点了根烟，也不看他。

“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单银昌问，声音低了些。

局长吐了口烟：“到了地方，你自己清楚。”

审讯室的桌子旧了，桌面有些坑洼。单银昌被按在椅子上。墙上贴着标语，白纸黑字。他抬头看了看灯泡，光线刺眼，又低下头。

局长坐下来，翻开一个文件夹，抽出张纸，推到他面前。是张泛黄的旧通缉令，照片模糊，但名字清楚：单银昌。下面列着罪行。

单银昌的喉结动了动。

“认识吗？”局长问。

单银昌没说话。

局长又慢慢说出一个名字：“刘英。”

单银昌的肩膀猛地一塌，像被人抽了骨头。他盯着桌面的木纹，眼皮跳了几下。屋里很静，能听见外面走廊有人走过的脚步声。

“想起来了吧。”局长把通缉令又往前推了半寸，“1942年，浙江保安处看守所。你当时是监管特务。”

单银昌嘴唇有点干，他舔了一下。“……过去太久了，记不清。”

“记不清？”局长从文件夹里又拿出几页纸，是泛黄的档案抄录，上面有签字画押的痕迹，还有旁证材料。“这些人都记得清。需要我念给你听，你是怎么用刑，最后怎么动的手吗？”

单银昌抬起手，似乎想摸额头，但手铐限制了动作，只抬到一半又放下。他呼吸重了一点。

“我没想杀他……”他声音很哑，“上头命令……我不动手，别人也会动手，我自己也活不了。”

“所以你就动手了。”局长的声音很平，“后来还害过别人。1949年眼看要完，你跑回东阳，装成逃难的，骗了老木匠，夺了人家的铺子。这些年，过得挺踏实？”

单银昌忽然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我改了！我这些年就做木匠，没干坏事！”

“没干坏事？”局长冷笑，“逼走师父，霸占产业，打压同行，酒后扬言杀人。这叫改了？你骨子里还是那个特务。”

单银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肩膀垮下去，整个人缩在椅子上。过了很久，他问：“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你自己说的。”局长看着他，“‘杀过不少大干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举报信到了局里，一查，就对上了。”

单银昌闭上眼，长长出了口气，那气里还有酒味。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要枪毙我吧。”他说，不是问句。

局长没回答，收起材料。“等着公审吧。”

公审大会在县中学操场开。台上挂着横幅。单银昌被押上来时，台下黑压压一片。他不敢抬头。宣判词很长，他只听清最后几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被人架着往下走，腿有点软。经过人群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骂：“畜生！”是他以前的师父，老木匠。单银昌眼皮颤了颤，没敢往那边看。

刑场在城外河滩。执行干警让他站好。单银昌最后看了一眼天，天是灰的。他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枪响了。

消息传回木匠铺，他老婆桂芳正在刨一块木板。刨子停了一下，又继续推，木花卷曲着落在地上。她没哭，只是下午很早就关了铺门。

局长回到办公室，把单银昌的案卷合上，归档。他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外面街上人来人往。他想起档案里刘英同志的照片，很年轻。他点了支烟，抽完，把烟头摁灭，转身开始处理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