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什么选择毛泽东？
周恩来的回答只有一句：“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
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了一句话，让在场众人沉默：“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赶出红军，记得起来的有20次。”

二十次撤职、冷落、边缘化，换作常人，多半会心灰意冷，或是激烈对抗。毛泽东没有。宁都会议之后，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往后方，却不争辩、不内耗，沉下心深入农村调研、研究土改、写下大量调查报告。周恩来后来回忆：“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长征初期，他仍然处在决策边缘，身患疟疾，只能坐担架行军。他主动请求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行，一路不停探讨：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大路之上两副担架并排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同住一处还在谈。他们谈第五次反“围剿”惨痛教训，谈红军前路该往何处去。李德后来曾抱怨，毛泽东“一会儿到这个军团，一会儿到那个军团，劝指挥员接受他的思想”，这正是他不计个人得失、心系全军安危的真实写照。

通道会议上，他力主放弃北上湘西，改向贵州进军。刘伯承后来坦言：“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35年3月，苟坝会议召开，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会议按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作战方案，还免去了他只当了七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深夜，寒风刺骨，山路泥泞，他提着一盏马灯，独自摸黑走到周恩来住处，劝他暂缓下发命令、再仔细斟酌。周恩来接受了建议。次日复会，军委二局送来破译情报，国民党大批援军正向打鼓新场集结，强攻必遭灭顶之灾。周恩来感慨：毛泽东“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所接受，变成了力量。”

最能体现他胸襟的，是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他被完全排挤出军事决策圈，在党内军内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主动前往南线会昌调研，深入站塘李官山前线，用三个夜晚，同师营以上干部总结经验，纠正“分兵把口”的错误打法。7月23日拂晓，他登上岚山岭，回来写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后来注释，当时“心情又是郁闷的”。明明身陷冷落、局势危急，他却没有消沉，依旧相信光明终将到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又一次重大考验摆在面前。胡乔木回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内百废待兴，要同世界头号强国较量，一开始多数人主张不出兵。毛泽东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下定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旦定策，便是钢铁般的意志。

周恩来说，毛泽东有两点特别值得学习：一是坚持方向，一是实现方向。坚持方向是脊梁，实现方向是智慧。能忍常人不能忍的委屈，能扛常人扛不住的绝境，能守常人守不住的本心；心怀大道，落地务实，千难万阻，一往无前。这，就是历史选择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