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45岁的李鸿章看到母亲露在轿帘外的脚，忙低声说：“娘，你把脚往回收收。”不料，李母一脚踢开轿帘：“不孝的东西，还嫌弃我！”李鸿章忙叩头赔罪。

码头上静得只剩江风。李鸿章跪着没动，额头贴着手背。老太太哼了一声，自己把脚收进轿子，帘子啪嗒落下。

“起轿。”她在轿子里说。

李鸿章这才起身，掸了掸膝上的灰。文武官员都低着头，像什么都没看见。他走到轿旁，隔着帘子问：“娘，路上累了吧？”

“累什么。”轿子里传来磕烟袋的声音，“比走路轻省。”

轿子往总督府去。李鸿章走在轿边，脚步放得慢。他想起小时候，这双脚在田埂上走得飞快，他在后面追得气喘。

“你爹当年，”轿子里忽然开口，“就喜欢我走路利索。”

李鸿章嗯了一声。

“他说，脚大站得稳。”老太太顿了顿，“李家就是靠站得稳，才有的今天。”

到了府门口，丫鬟要来搀扶。轿帘一掀，老太太自己下来了。她站在石阶前，仰头看了看匾额。

“比老家的门高。”她说。

“娘要是嫌气闷，儿子叫人把西院收拾出来，敞亮。”李鸿章跟在她身后半步。

老太太没接话。她穿过前厅，脚步在光洁的石板上踩出实实在在的声响。走到中堂，她停下，看着正墙上挂的字画。

“这些，看得懂？”她问。

“是几位大家的墨宝。”

“墨宝。”老太太重复了一遍，走到主位坐下。丫鬟端上茶，她没接，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烟袋。

李鸿章站着。母亲不叫他坐，他不敢坐。

“你也坐。”老太太点上烟，吸了一口，“你现在是大官了，不用总站着。”

李鸿章在下首坐下，背挺得笔直。

“你大哥在信里说，”老太太慢慢吐着烟，“你在天津办洋务，跟洋人来往多。”

“是，学些机器制造，强兵富国。”

“洋人女人，”老太太忽然问，“也不缠足吧？”

李鸿章顿了顿：“是，她们不缠。”

老太太点点头，烟杆在手里转了个圈。“你嫌我的脚，是嫌它不像洋人的，还是不像汉人的？”

“儿子不敢。”李鸿章又要站起来。

“坐着。”老太太敲敲烟杆，“我就是问问。你如今见得多，想的也多。”她看着儿子，“可记得你九岁那年，发高烧，我怎么背着你走的二十里山路？”

李鸿章记得。母亲的背，还有那双走得又快又稳的脚。

“记得就好。”老太太把烟灰磕在地上，“脚就是用来走路的。走得了山路，才走得了官路。”

她站起来。“我乏了，住处不用特地收拾，干净就行。”

李鸿章送母亲到后院。看着她走进屋，那双大脚跨过门槛，稳稳落地。

他回到书房，坐了很久。幕僚来请示公务，他摆摆手。

窗外暮色渐深。李鸿章忽然想起父亲去世那年，母亲一个人操持全家。八个孩子，田产，债务，还有那些等着看李家笑话的亲戚。她那双脚从早走到晚，没停过。

他铺开纸，想写点什么。笔悬了半天，只落下三个字：

“儿知错。”

第二天一早，李鸿章去请安。老太太正在院里活动手脚，见他来，点点头。

“今天忙什么？”

“有些公文要处理，下午约了几个机器局的委员议事。”

“忙你的去。”老太太摆摆手，“不用整天陪着我。你这院子，我自个儿转转。”

李鸿章躬身退下。走到月门边，他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背着手，在看墙角的竹子。晨光里，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双脚稳稳地站在青石板上，像生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