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享受公费医疗的往事

回望童年，六七十年代武汉有两种子女医疗保障制度：武汉市机关干部子弟统筹医疗与国营工厂家属劳保，给我们姐弟四人带来不同的就医经历，也折射出当年机关与工厂体制之间的民生差异。

父亲在武汉市劳动局任职，属于市直机关干部；母亲在武汉食品厂工作。姐弟四人：姐姐1948年11月生，我1952年6月生，弟弟1956年4月生，妹妹1961年10月生。

我们属于跨体制家庭，父母一方在机关、一方在企业。当时这类家庭通行的做法是：男孩随机关一方，办理武汉市机关干部子弟统筹医疗证，享受全额公费统筹；女孩随企业一方，办理工厂家属医疗证，仅享受工厂半费劳保。

武汉市机关干部子弟统筹医疗证是一本小巧手册，登记父亲信息与子女姓名、年龄、出生年月，还要贴上一寸照片。每年缴纳两三块工本费，贴上年度印花，当年医疗资格方可生效，管理严格。

这项干部子弟统筹医疗大约1959年左右在武汉推行，仅限市直机关干部子女申报，范围比较小。我们家是首批申办家庭，定点医院为武汉市儿童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今市中心医院），儿童医院本部与胜利街门诊部均可就诊。

1969年，家里迎来重大变化。我作为武汉六中68届毕业生应征入伍；姐姐从武汉电校毕业，分配到丹江工程局，后调往宜昌330工程局。

短短一年，长子长女离开武汉，家中只剩弟弟、妹妹。1969年下半年，妹妹由厂矿家属劳保转为机关统筹医疗，和我、弟弟享受同等全额公费待遇。

统筹医疗规定，保障至子女十五周岁，在校读书、未参加工作就可持续享受。就医只付一毛钱挂号费，门诊、药费、检查、住院全部报销。

十二三岁前，我和弟弟身体不适，常由奶奶带去胜利街42—46号的儿童医院门诊部就诊。这是一处民国老建筑，一楼无天井，光线偏暗，走廊宽敞，设有门诊室、X光室、化验室。走廊常年摆放两三排木长凳，供孩子和家属候诊。二楼上方有一处小天井，配有铁栏杆回廊，建筑古朴厚重。

当年看病很少输液，多用青霉素针剂。护士现场配药，必须先做皮试，观察二十分钟无异常才可以注射。青霉素刺激性较强，打完后臀部胀痛，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我十三岁起，就带着弟弟、妹妹就医。姐姐、妹妹持厂家属医疗证，小病可在厂区医务室免费诊治；如需到大医院拍片、抽血、住院，必须先到厂医务室开具三联转诊单，费用只能报销一半，剩余部分自付。一户家庭，两种医疗待遇，真切反映出当年机关与厂矿福利的差距。

1974年，读高中的弟弟突发急性肾炎。父亲正在五七干校，无暇照料，我从汉口南京路家中送他到市二医院住院。凭统筹医疗证，全部诊疗、用药、住院费用予以报销，弟弟此后几十年没有复发。

1975年，读初中的妹妹参加学农劳动，被镰刀割伤手指，伤口感染引发破伤风，一度高烧昏迷。学校专车送回武汉，紧急送入市二医院抢救。妹妹昏迷一日一夜，医院全力救治，住院十二天后痊愈。全部抢救、用药、吸氧、住院开销，由统筹医疗全额承担，个人不用付费。

放到如今，学生在校重伤往往容易引发纠纷。而七十年代民风淳朴，我们全家感念学校及时送医、医院全力救治，并无怨言。

岁月流转，如今医疗条件越来越好。当年这项制度仅面向武汉市直机关干部子女，范围有限；现在机关事业单位子女统筹医疗覆盖更广、制度也更加完善。

这本年年贴印花的武汉市机关干部子弟统筹医疗证，连同胜利街老儿童医院宽敞的候诊长廊、木长凳、幽暗的民国小楼、二楼小小的天井回廊，还有童年看病的点滴、家人相伴的温情，以及那个年代淳朴的人心，深深留在心底，成为我永远珍藏的武汉童年记忆。

武汉 刘存英
202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