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很有可能诞生在深圳！
10月6日物理学奖将揭晓，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斯德哥尔摩那边，瑞典皇家科学院会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45分之后公布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归属。而在国内科学圈和产业圈，一个名字被反复提起——薛其坤。


说起来也巧，就在上个月中旬，科睿唯安公布了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这个奖项在学术界有个很直白的绰号，叫“诺奖风向标”。


倒不是它跟诺奖委员会有什么内部关系，而是数据说话：从2002年设立到现在，已经有89位引文桂冠奖得主后来真的拿到了诺贝尔奖。今年物理学领域入选的名单里，薛其坤的名字赫然在列，理由是“实验观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薛其坤现在的身份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同时也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1963年出生在山东蒙阴，那是个沂蒙山区的普通农家。他后来常说自己是从山里驶出来的小船，这话听着朴素，但了解他经历的人知道这里面藏着多少折腾。


考研考了两次，其中一次高等数学只拿了39分，第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再后来去日本仙台留学，跟着导师学扫描隧道显微镜技术，那时候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才走，清华园的师生后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7-11先生”。


这种近乎笨拙的坚持，后来用在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上。这个效应名字听着拗口，但道理值得说清楚。霍尔效应本身不新鲜，一百多年前就发现了。


后来人们发现，在极强磁场和极低温度下，电子在材料里的行为会变得非常“守规矩”，沿着边缘单向跑，不撞车不散乱，电阻精确到一个量子化的数值。问题是，那个“极强磁场”得强到什么程度呢？差不多十几万高斯，还得配合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反常”两个字，精髓就在这儿：不需要外加磁场。材料自己带磁性，自己就能让电子排好队走单行道。


薛其坤团队做的事，就是找到一种特殊的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用分子束外延的办法一层一层“长”出来，然后去测。从2008年开始琢磨这个方向，到2012年底真正看到那个信号，中间制备和测试了1000多个样品。


1000多个样品是什么概念？就是日复一日地长材料、测数据、失败、调整、再来。最后那篇论文2013年发在《Science》上。杨振宁当时给了一句评价，后来被反复引用：“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为什么说它重要？往小了说，它给低功耗电子器件指了一条物理上的路。现在的芯片，尤其是AI训练用的那些大块头，功耗和发热是绕不过去的坎。电子在电路里跑，碰撞、散射、发热，能量就这么白白耗掉了。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如果真能走向应用，电子在边缘通道里跑起来几乎不发热，相当于给芯片修了一条不堵车也不烧油的专用道。不过话说回来，诺贝尔奖这件事，从来不是单纯看一项成果够不够硬。


201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已经颁给了拓扑相变理论，得主之一邓肯·霍尔丹，恰恰就是1988年提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理论模型的人。


同一个大方向，十年之内再给一次，委员会那边会不会犹豫，这是圈内人私下会讨论的事。再加上理论这边有戴希、方忠等人的工作，实验这边是薛其坤团队，真要颁奖，怎么分也是个技术活。


深圳这座城市，过去四十多年给外界的印象太鲜明了。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一串名字摆出来，就是一部中国科技产业的浓缩史。但基础科学、原始创新、诺奖级别的发现，这些词和深圳放在一起，总让人觉得中间隔着点什么。


产业转化是深圳的强项，从实验室到产品，从论文到货架，这条路深圳走得比谁都熟。可反过来，从零到一的那一步，从好奇心出发的那一步，深圳的声音一直不算大。


薛其坤以南科大校长的身份在深圳工作，他的实验室和团队有一部分也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这个信号本身就有意思。不是说深圳马上就能“产出”一个诺贝尔奖，而是说这座城市的科研生态正在发生变化。


产业创新的底子厚了，自然会往上走，走到更源头的地方去。深圳过去引以为傲的是把东西做出来、卖出去，现在开始有人坐下来，问一些短期内看不到答案的问题。


10月6日那天，答案会从斯德哥尔摩传出来。得不得奖，有太多变量，没人能打包票。但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一个从沂蒙山走出来的科学家，带着团队在一个曾经被认为“太基础、太遥远”的方向上，做出了被全世界同行反复引用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完成的，而其中一部分人，现在在深圳。这大概就是最值得盯住的地方。


一座城市的科研底气，不是靠一两个奖杯堆出来的，是靠有人愿意做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的事，慢慢养出来的。


薛其坤今年63岁了，从考研数学39分到站上诺奖候选池的边缘，这条路他走了大半辈子。深圳要养出自己的基础科学底蕴，需要的可能也是同样的耐心。


信源：科技日报、科学网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