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同意离婚，却让她二选一，孩子和财产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当即就清楚他内心的算盘，但她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选择带走孩子。

搬出来的第一个晚上，租的房子没暖气，翼遥缩在被子里问：“妈妈，我们以后不回去了吗？”

鞠萍把他搂紧：“不回去了，就咱俩过。”

孩子没再说话，过会儿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第二天她照常去台里录节目。化妆时同事问：“眼睛有点肿？”

“没睡好。”她笑笑，对着镜子仔细涂粉底。

录完《大风车》，董浩收拾稿子时低声说：“有事说话。”

她点点头，没多言。

蒋启星那边手续办得快。签字那天，他最后问：“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鞠萍低头签好名字，推过去。

“你会后悔的。”他盯着她。

她没接话，收起自己那份，转身走了。

最实际的问题是钱。工资不算低，但租房、孩子上学、日常开销，算下来紧巴巴的。她开始接一些配音的零活，晚上等孩子睡了，在客厅小声录。有次翼遥起夜听见，站在门边看。她摘下耳机：“吵到你了？”

“妈妈在讲故事。”

“嗯，给别的孩子讲。”她招手让他过来，“这个月多挣点，周末带你去吃肯德基。”

“贵。”

“偶尔一次。”

她学会傍晚去市场买收摊前的菜，学会自己修水管，学会在台里把盒饭留一半带回家。有次翼遥学校要交课外活动费，她翻遍钱包还差五十。最后从储蓄罐倒出硬币，一个个数清楚。

“妈，我不参加了。”儿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

“要参加。”她继续数，“你别管。”

台里领导知道她情况，有公益演出总先问她去不去。虽然补贴不多，但她场场都到。有次去山区，回来给翼遥看照片：“那里的孩子没见过摄像机。”

儿子看了很久：“他们衣服破了。”

“所以妈妈去给他们讲故事呀。”

翼遥点点头，第二天把自己的旧书包洗得干干净净：“给山里的小朋友吧。”

2003年非典，学校停课。她必须照常上班，只好把儿子锁在家里。每天出门前在桌上摆好面包和水，反复叮嘱别开门。有天下班回来，发现孩子趴在窗口，脸贴在玻璃上。

“看什么呢？”

“数你几分钟走到楼下。”

她背过身放包，手有点抖。

那年生日，翼遥用纸板做了个小电视，画了屏幕，里面贴着自己画的妈妈。“送你个电视台。”他说。

她捧着纸盒，半天没说话。

时间过得快，孩子上初中了。青春期，话变少，但每天她加班回来，桌上总有杯温水。有次她感冒，半夜咳嗽，听见外面有动静。门缝下塞进来一张纸条：“药在厨房左边柜子。”

朋友开始张罗介绍对象。见过两个，对方一听她带着儿子，态度就淡了。她也不在意，反而松了口气。

2009年春，同事拉她去聚会。杨硕坐在对面，话不多，别人笑的时候他跟着笑笑。散场时下雨，他开车顺路送她。到楼下，她道谢下车，他摇下车窗：“伞。”

“不用，就几步。”

“拿着吧。”他递出来，“孩子该等急了。”

后来他常来。不说什么，有时带点水果，有时帮忙修修东西。有回翼遥自行车坏了，他蹲在楼下折腾半天，修好了一手油污。孩子递毛巾，他擦擦手：“试试看。”

翼遥中考那年压力大，半夜睡不着。杨硕来家里，也不提考试，就坐那儿下象棋。下了几盘，孩子困了。他收拾棋子：“睡吧，明天再说。”

鞠萍送他下楼，在楼道口站住：“这些日子，谢谢你。”

他回头：“应该的。”

2010年秋天，三个人一起去香山。红叶满山，翼遥跑在前面。杨硕忽然说：“孩子明年该上大学了。”

“嗯。”

“我看了几个学校，都不错。”他从兜里掏出张纸，上面列着专业和分数线。

鞠萍接过来，纸被折得整齐。

“以后，”他顿了顿，“咱们一起供。”

下山时翼遥在前面喊：“杨叔，快点！”

他快步跟上去。鞠萍落在后面，看着两人的背影，山风吹过来，她眯了眯眼。

婚礼很简单，就请了几桌亲朋好友。敬酒时翼遥站起来，杯子举得有点高：“杨叔叔。”

顿了下：“爸。”

杨硕手里的酒洒出来一点。他放下杯子，用力抱了抱孩子。

搬进新家那天，杨硕把房产证放桌上，指了指共有人那栏。鞠萍看见儿子的名字。

“这……”

“一家人。”他转身去收拾箱子，“晚上包饺子吧，翼遥爱吃。”

后来有记者采访她，问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她想了想：“就一天天过呗。”

记者追问：“最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

她笑：“哪有时间想。”

窗外阳光很好，客厅传来杨硕和儿子的笑声，好像在争论电视遥控器。她起身：“抱歉，得去做饭了。”

厨房里，水哗哗流着。她洗菜，抬头看见玻璃上映出的自己，鬓角有点白了。

但眼神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