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主席问陈毅谁当上海市长最合适？陈毅：反正我是不想当。毛主席听完这话，抬起头看了看陈毅。“你不想当？那你说说，谁当合适？”

1948年冬天，解放战争的胜负已经越来越清楚，可对共产党来说，真正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打下大城市不容易，接住大城市更难，上海就是摆在眼前的一场大考。

那时的上海，不只是普通城市。全市有五百万人口，一千二百多家工厂，六万多家中大型商店，工业产值和贸易额都占全国将近一半。它还是远东有名的大都市，外国势力长期盘踞，工商界、文化界、金融界情况复杂，城市管理完全不同于农村根据地。

有人甚至放话，共产党就算占领上海，也管不了三个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关键就看解放军进城后，能不能让工厂继续运转，让水电、电话和学校不被打乱，更要让普通市民觉得这支军队靠得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把目光放到了陈毅身上。

1948年，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刘伯承和陈毅从前线赶到中央，汇报战局。当天晚上，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两位前线将领围坐在一起，谈到今后的战事，也谈到了上海解放后的安排。

毛主席问陈毅，上海解放以后，谁来当市长合适？

陈毅回答得很干脆，反正我是不想当。

这句话听起来像推辞，可陈毅不是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清楚知道，上海这副担子太沉。他长期带兵打仗，熟悉农村根据地和战场环境，可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既有工商业，又有各界人士，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管理难度和打仗完全不是一回事。

毛主席接着追问，既然你不想当，那你说说谁合适？

问题就这样又绕回了陈毅身上。

在毛主席看来，陈毅恰恰有几样上海工作需要的本事。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战役由三野承担，解放后就地接管，指挥关系顺，工作不会出现空档。

更重要的是，陈毅不是只会带兵。他懂文化，能写诗，也善于和不同群体打交道。早年留学经历，让他接触过不同思想和社会环境，长期在南方开展工作，又积累了同各路人马沟通的经验。这样的经历，放在当时的上海，比单纯能打仗更重要。

毛主席没有给他继续推辞的机会，直接把任务定了下来。上海解放后，你就去当市长。要求可以提，但上海这一仗不能打败，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是对共产党能不能治理大城市的一次检验。

这句话分量很重。以前在战场上，胜负主要看军事较量，进入上海后，胜负还要看纪律、政策和细节。战士不能扰民，干部不能乱来，接管人员也不能把城市当成普通战场。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邓小平公开提议由陈毅担任上海市长，参会同志一致认可。毛主席还提出，进入上海要慎重、要稳，宁肯慢一点，也不能因为急于求成而出问题。

这个安排后来又征求了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见。大家听说由陈毅主持上海工作，都表示认可，认为他能文能武，既有军事威望，也有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人选确定后，陈毅没有急着准备一场隆重的进城仪式，而是先抓部队纪律。

他要求市区作战尽量不用重武器，不许随意开枪，部队进城不得住进民房，不能打扰百姓。官兵平时不能无故上街，外出还要请假。后来，三野正式下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电报传到西柏坡后，毛主席连批四个很好。

这几个字背后，实际上是对城市接管方式的认可。军队能不能管住自己，往往比能不能冲进城更能说明问题。

1949年4月底到5月初，五千多名接管干部在江苏丹阳集中训练。陈毅亲自给大家讲课，反复强调，野战军的野字，到了城市不能继续保留，入城纪律就是送给上海人民的第一份见面礼。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任务讲得很明白。上海市民首先看到的，不会是接管文件上的条文，而是街上的士兵会不会闯进家门，商店能不能照常开门，工厂能不能继续生产。

5月，上海战役打响。解放军作战时，尽量保护工厂、学校、水电和其他重要设施。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第二天下午，陈毅带着军管会工作人员走进市政府大楼，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过印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工作。

上海并不是一点损伤都没有，战斗和长期动荡带来的局部影响客观存在。可是，城市主要功能能够较快维持，电灯继续亮着，自来水继续供应，电话还能使用，工厂和学校大体保存，这个结果已经十分不容易。

为什么陈毅一开始说自己不想当，后来却能把这项工作接下来？说到底，他担心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怕辜负这座城市。也正因为知道困难，他才会把纪律和准备放在前面。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任命，陈毅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从西柏坡那次谈话，到上海正式接管，再到职务得到确认，前后不到一年。

这段经历说明，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打赢一场战役就结束了。真正的考验，是军队进城后能不能管住纪律，干部能不能尊重城市规律，新的管理者能不能让不同群体慢慢建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