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叶之枫，身为国家经委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副处长，却勾结他人泄露国家机密、收受贿赂，被判17年，同案犯张常胜被判死刑，这起案件当年轰动全国。
她没去接那杯水。管教干部把搪瓷缸放在桌角，热气袅袅升起。会见室的门再次关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和桌上那份《入监人员登记表》。表格的“家庭成员”一栏，她悬着笔，最终只写下一个名字：叶小梅，女儿，10岁。关系栏里，她停顿良久，写下“母女”。在“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下，她另起一行，写下“父亲，叶飞，中共党员，已故”。写完，她把表格推回去。
第一个劳动任务是糊火柴盒。黄胶的气味有些刺鼻，她学得不快，但很仔细。同组一个因投机倒把进来的中年女人瞥见她表格上“副处长”的旧职务，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叶之枫没抬头，把又一个糊好的盒子码齐。月底评比，她的成品率和合格率都是小组第一。那张写着“优秀”的红色纸条贴在车间公告栏上，她经过时看了一眼，脚步没停。
第二年，监狱鞋厂引进了一条运动鞋生产线，需要人学画样板图。管教干部在名单里看到了她“上海交大”的学历。“叶之枫，你去试试。”样板室在车间二楼，有绘图桌和计算尺。她拿起铅笔，指尖触到冰凉的尺规时，恍惚了一下。图纸上线条延伸，不再是批文上的项目代号，而是鞋面的弧度和缝合点。她交出的第一份样板，一次通过了检测。
女儿的信每个月都来。字迹从歪斜变得工整，内容从学校的小红花，慢慢变成对“新闻”的困惑。“妈妈，为什么报纸上说‘搞活经济’，又说‘不许投机倒把’？”叶之枫在回信里解释不清。她只能写：“你要学好法律。法律是尺子。”她把信纸折好，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签字放行的那些“技贸结合”项目报告，似乎也总在某种模糊的“尺子”边缘。
张常胜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是干部正式通知的。学习会上，干部读了相关案例通报。叶之枫坐在下面，手里的笔记本，钢笔尖戳着纸面，洇开一个小点。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张常胜，在某个宾馆房间，他拍着皮箱说“外汇额度的事情你放心”。那时她看到的是一笔能让项目更快推进的“润滑剂”，没看到皮箱后面拴着的、通往刑场的绳扣。
监狱里办文化补习班，她报名去教数学。学生是几个年轻的盗窃犯，坐不住，对解方程毫无兴趣。有一次，她讲到“变量”和“常量”，一个剃着光头的青年突然问：“叶老师，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是常量？”教室里安静了。她看着黑板上的X和Y，说：“你做过的事，是常量。它一直在那儿，变不了。”那青年低下头，不再吭声。后来他刑满出狱，托干部给她留下一小袋苹果。
母亲在她入狱第五年冬天去世。消息是弟弟来告知的，隔着玻璃，弟弟眼睛通红，说父亲临终前交代，不必让她知道母亲后来病重。叶之枫握着电话听筒，掌心尽是汗。弟弟又说，母亲留了话：“让她把自己活清楚。”回监舍的路上，北京那年第一场雪刚下，地面薄薄一层白。她踩上去，脚印很深。
由于改造表现突出，她获得了一次减刑。宣布那天，她正在核对一批出口鞋的质检单。干部把她叫到办公室，告知了决定。她签完字，问：“我能不能……申请学一下新的财会制度？”干部有些诧异，还是点了头。那些关于“会计准则”和“审计流程”的油印材料，成了她接下来几年翻得最勤的东西。同监舍的人笑她：“学这些，出去都又变了。”她说：“知道它怎么变，也好。”
刑满释放那天，是个晴天。她换上来时那身衣服，已经不合时宜。女儿没来，来的是弟弟。走出大门，阳光刺眼。弟弟递给她一个小包，里面是那块怀表，还有一张字条，女儿写的：“妈，我考上大学了，法律系。”怀表上了弦，秒针开始走动，嗒，嗒，嗒。
她没有回头再看监狱的高墙。弟弟问去哪儿，她说：“先找个地方，我想看看现在的报纸。”在街边报亭，她买了一份《经济日报》和一份《法制日报》。阳光下，头版头条的标题清晰锐利。她把两份报纸叠在一起，夹在胳膊下，对弟弟说：“走吧。”怀表在口袋里，贴着心跳，一声，一声，平稳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