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大娘请汉奸侄子吃饭。席间她压低声音说：“孩子，给我弄三百发子弹。”侄子当场愣住，追问要子弹做什么。大娘直言：给八路军。侄子吓得站起来：“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1941年正是山东抗战最苦的年头，日军拉网式扫荡，层层封锁根据地，别说枪支弹药，连盐巴、药品都进不了山，前线的八路军战士，人均手里只有三发作战子弹，打光了就得捡弹壳重新装药，一颗弹壳反复用八九次是常事，山上的武工队托人带话下来：再没子弹，下次反扫荡，就得拿命填。

这个难到没人敢接的任务，最终落到了马宗英头上，她是地下交通员，平日里靠卖馒头当掩护，传情报、送药品，从没出过岔子，可三百发子弹不是火柴、不是纸团，那是日本人盯得最死的东西，私通八路倒卖军火，是满门抄斩的死罪，马宗英没犹豫，她心里盘算了一夜，盯上了自己的侄子王云蓬。

这侄子爹妈死得早，是马宗英一手拉扯大的，后来跟着队伍投了伪军，在城里混了个小队长，村里人背地里都骂他汉奸，可马宗英心里有数：这孩子每次回乡，看见鬼子欺负乡亲，都攥着拳头咬着牙，眼底那点血性，没彻底灭。

马宗英没托人捎话，也没上门找，直接杀了家里仅有的老母鸡，温了自酿的高粱酒，打发人去据点叫侄子：“回家吃顿饭，婶子有话跟你说。”

王云蓬穿着黄呢子军装进门，腰间还别着盒子炮，一坐下就狼吞虎咽，酒过三巡，马宗英起身掩好门窗，凑到他耳边，声音不大，却像炸雷：“孩子给婶弄三百发子弹。”

王云蓬手里的酒杯“当啷”一声磕在桌沿，酒洒了一桌子，他脸瞬间煞白，压着嗓子几乎是喊：“婶你疯了，这是杀头的罪，日本人查出来，咱们全家都得死，你要这东西干啥？”

马宗英没躲他的眼神，筷子轻轻刮着碗沿，一字一句：“给八路军，打鬼子，” 这话一出口，王云蓬“啪”地拍了桌子，噌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我穿着这身皮，天天被人戳脊梁骨骂汉奸，你还让我干这个，” 屋里静得只剩灶火噼啪响。

马宗英抬起头，一双糙得像老树皮的手，轻轻按住他青筋暴起的手背，她没讲大道理，只问了一句话：“云蓬，你爹临死前说啥，咱王家的人，可以穷，可以怂，不能没良心，你穿这身皮婶不怪你，可你摸着心口说，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一句话堵得王云蓬哑口无言，他想起去年冬天，鬼子抢光了村里的粮，是八路军从几十里外驮粮回来分给乡亲；他想起自己站在炮楼上，看着老人孩子蹲在路边哭，心里像针扎一样，他盯着桌上那碗酒看了半天，端起来一饮而尽，哑着嗓子说：“我试试，但你记住，出了这门烂在肚子里。”

从那天起王云蓬像走在钢丝上，他摸准了顶头上司贪财好酒，把攒了大半年的两块大洋全拿出来，陪着喝酒、陪赌，故意输钱，哄得上司眉开眼笑，趁着酒劲，他叹着气说：“队长，弟兄们出城扫荡老挨埋伏，子弹都不够使，您给批三百发，让大伙练练枪法，” 上司醉醺醺地大笔一挥，批条就到手了。

王云蓬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掌心被指甲掐出了血印，这张纸能救几百个八路的命，也能要了自己全家的命，当天夜里他把子弹裹在破棉袄里，趁换岗的空隙溜出据点，悄悄塞进了馒头铺后院的空酸菜缸里，只跟马宗英说了一句：“藏好，别让人看见。”

最难的还是运出城，马宗英早想好了法子：把子弹用油纸包严，码在蒸笼最底层，上面铺满满当当的热馒头，热气一裹，什么都看不出来，可偏巧那天守门的是个生脸伪军，刺刀一横，厉声让掀开检查。

马宗英心里一紧，脸上却笑得自然，伸手掀开笼屉盖，白雾“呼”地扑了出来，她顺手拈起两个最白的馒头递过去：“军爷，刚蒸的，垫垫肚子，” 那伪军咬了一口馒头，嫌烫，挥挥手就让她走了，等独轮车碾过城门的石阶，马宗英才发觉，后背的衣裳早就被冷汗浸透了。

绕过三道山梁，到了鹰嘴崖下的联络点，武工队的同志掀开油纸，看见整整齐齐的三百发子弹，什么客套话都没说，只端了一碗热水递过去，声音都哑了：“大娘，弟兄们记着。”

半个月后鬼子一个中队进山扫荡，八路军用这批子弹设伏，打掉了鬼子的歪把子机枪组，毙敌二十七人，自身无一伤亡。消息传到城里，马宗英正在揉面，嘴角只是微微弯了弯。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后来军火库盘亏，日本人追查下来，上司把王云蓬供了出来，他被抓进宪兵队，鞭子抽、辣椒水灌，昏死过去三次，咬死了说子弹是被八路劫走的，半个字没提姑妈也没提八路军，马宗英托人往牢里递了张纸条，就一句话：“婶等你回来吃馒头。”

抗战胜利那年，王云蓬终于被放了出来，瘦得脱了形，他踱进馒头铺，马宗英什么都没问，掀开蒸笼，白胖胖的馒头摞得老高，还是当年的味道，他拿起一个狠狠咬了一大口，烫得嘶嘶吸气，眼泪却掉进了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