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蒋介石这边刚下达暗杀周恩来的密令，陈赓就接到了一个女子的密电：“今晚电影，看不成了！”

1930年的上海，周恩来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环境中。

就在这时，一个周恩来认识的人，走向了另一条路。

他叫黄第洪，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还被送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写了一封亲笔信向蒋介石方面投靠。

这封信最危险的地方，是牵出了周恩来。

黄第洪向周恩来发出邀约，约定见面的地方，就在上海南京路邮局。

而他的投靠信已经被蒋介石方面掌握。

共产党员网公开的党史资料记载，蒋介石将信批转给特务机构，要求马上与黄第洪接头，并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南京路邮局抓捕周恩来。

偏偏这份极其重要的消息，被一条已经埋进对方机构内部的情报线获知了。
这条线里，有一个年轻女子。

她就是安娥，本名张式沅。

1905年，安娥出生在河北一个书香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她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她进入有关保卫部门工作，获得了实际情报工作的锻炼。

1929年底，她回到上海。

党组织随后安排她进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构，担任杨登瀛的秘书。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他身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却已经与中央特科建立秘密联系，能够接触许多外人根本碰不到的消息。

安娥就在他的身边工作。

外人眼里，她是一名秘书。

可她每天接触的文件、人员和消息，任何一项出了差错，都可能牵连地下组织。
黄第洪那封信带来的危险，很快进入这条情报线。

安娥获悉，南京路邮局已经成了准备抓捕周恩来的地点。

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犹豫。

权威资料对这段经过写得很简短，只留下几个字，安娥“火速将这一消息秘密抄送党中央”。
放到今天看，这句话似乎很平静。

可那是1930年的上海。

地下工作人员面对的是随时可能暴露身份的环境。一个地址泄露，一次接头出了问题，牵出的可能就是一整条地下工作线。

情报及时送到了。

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当即要求切断与黄第洪的一切联系。

南京路邮局的抓捕没有得手。

事情却没有停在这里。

黄第洪已经暴露。

1930年7月26日，他按照约定来到上海城隍庙西街口。中央特科行动人员赶到现场，黄第洪被枪击身亡。

一个很让人感慨的地方，也藏在这里。

黄第洪和安娥都曾加入共产党，也都有过赴苏联的经历。

几年以后，两个人却站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

一个把与周恩来接头的地点交了出去。

一个身处危险的情报环境里，把这份消息送回了组织。

时代有时候就是这样。同样年轻的人，走过相似的一段路，到了真正需要选择的时候，人生可能就此分开。

安娥的危险日子也远没有结束。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党组织有工作联系的杨登瀛被捕，安娥躲过搜捕，只得离开上海，回河北暂避。

多年以后，人们回头看这段历史，很容易被一句传奇密语吸引。

可安娥真正留下来的份量，其实藏在那些很朴素的史料记录里。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以秘书身份活动在危险的情报环境中。一次关系重大的消息落到她手里，她及时把它传了出去。

周恩来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接头安排，南京路邮局的抓捕计划也随之落空。

没有长篇对白，也没有留下多少能供后人渲染的细节。

留下的是结果。

很多隐蔽战线上的人，大概都是如此。

他们当年做过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工作往往才越安全。等几十年过去，人们重新翻开档案，才能在寥寥几行文字里，看见那些曾经离危险有多近的年轻人。

如果你二十多岁时，也身处那样的环境，手里突然多了一份关系他人生死的重要情报，你还能像安娥一样，把它安全送出去吗？

信息来源：共产党员网《红色情报员·安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