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曾上演现代史上最荒诞的“自由”幻象：他自封“天才领袖”，妻子是“民族圣母”，全国挂满夫妻巨像，电视每日播放民众“自发”欢呼的镜头。可真相是——百姓冬天无暖气，面包限量配给，连打字机都要登记，电话被监听，孩子在学校举报父母“言论”。

玛丽亚把最后一块黑面包掰成两半，一半塞进丈夫的布兜，另一半用纸仔细包好。窗外的扩音器正播送着今日的产量喜讯，播音员的声音激昂饱满。她没说话，只是伸手按了按丈夫的手背。丈夫维奥雷尔点了点头，眼神扫过空荡荡的餐桌，拎起布兜，推门走进十二月的寒气里。

工厂里，机器声掩盖了许多动静。维奥雷尔在流水线旁站定，旁边是彼得。两人没有对视，手上动作不停。过了好一会儿，彼得眼睛看着传送带，嘴唇几乎没动：“听说了吗？弗拉德家出事了。”

维奥雷尔的手顿了一下，拿起一个零件。“他女儿在学校说了什么？”

“说家里冷。老师表扬了她‘思想觉悟高’。”彼得的声音压得更低，“昨晚，‘那些人’去他家了。炉子被拉走了，说是超额用电。”

维奥雷尔把零件拧紧，指节有些发白。他想问弗拉德怎么样了，但没问出口。答案都清楚。广播里开始播放齐奥塞斯库同志最新演讲的片段，车间主任背着手从过道那头走来，两人立刻拉开了距离。

中午休息时，维奥雷尔在食堂角落找到彼得。彼得从汤碗里抬起眼，左右看了看。“我有个表亲在蒂米什瓦拉，”他几乎是用气声说，“那边……不太一样。”

维奥雷尔慢慢喝着稀薄的菜汤。“不一样？”

“有人不看了。”彼得说，用勺子轻轻指了指墙上那幅永远微笑着的巨幅画像。“就那么走过去了。没停。”

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维奥雷尔想起玛丽亚早上按在他手背上的温度，想起他们那个因为高烧没能挺过第一个月、因此“从未存在过”的女儿。他放下勺子。“我该回去了。”

傍晚，维奥雷尔拖着步子回家。楼道里很暗，灯泡早就坏了，一直没换新的。他摸黑走到家门口，手刚放在门把上，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邻居安德烈探出半张脸，很快地朝他摇了摇头，又把门关上了。

维奥雷尔心里一沉。他推开门，看见玛丽亚站在屋子中间，两个穿深色大衣的男人背对着门口。房间里被翻得很乱，抽屉都拉开了。

“维奥雷尔·波佩斯库？”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那是玛丽亚用来记家庭开支的本子。

“是我。”维奥雷尔说。玛丽亚看着他，脸色苍白，但站得很直。

“你妻子，”那人翻着本子，“记录了一些不准确的物价数据。这会造成误解。”

维奥雷尔知道那本子里记了什么：面包的实际重量，排队的小时数，玛丽亚母亲去世那晚医院里没有的药品名字。

“只是家庭账目。”他说。

另一个人从床垫下摸出一本书。不是禁书，只是一本旧的工程手册，但扉页上有一个图书馆的印章——那图书馆去年被下令关闭了，理由是“藏书存在思想问题”。

“这本书需要审查。”拿着书的人说，语气平淡。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带走了本子和书。门关上后，维奥雷尔走到玛丽亚身边。她开始收拾散落的东西，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回抽屉。她的手有点抖。

“他们会再来吗？”她问，声音很轻。

维奥雷尔看向窗外。对面楼的窗户里，电视屏幕的光在闪动，又是那些欢呼的镜头。他想起彼得的话——有人不看了。

“不知道。”他说。他握住玛丽亚的手，那手很凉。“先吃饭吧。”

他们坐下来，分享那块剩下的黑面包。谁也没再说话，但都竖着耳朵听着楼梯间的动静。夜晚还很长，而冬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