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外十多年的陈昌浩终于返回了祖国，可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妻子张琴秋已经成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儿子陈祖涛也成了新中国汽车工业领域的栋梁。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琴秋：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1952年4月，北京站月台上人来人往。

一趟从莫斯科开来的列车停稳，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男人走下来，手里提着一只旧皮箱。

刘少奇上前握手，徐向前也在人群里，还有几位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

陈昌浩的目光扫过这些人，最后落在一个女人身上，张琴秋站在那里，穿着干净，神色平静，身边站着她的丈夫苏井观。

陈昌浩走过去，嘴唇动动，只说了句“我对不起你”。

张琴秋没接话，只是点点头，旁边的人都沉默着。

这个站在月台上显得有些拘谨的中年人，二十多年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手底下管着几万人马。

那时候他才二十五六岁，骑高头大马，戴金丝眼镜，讲话底气足得很。

1931年打黄安，红军缴获一架国民党的教练机，取名“列宁号”。

没人会开，俘虏来的飞行员又不放心。

陈昌浩腰里别着手榴弹爬上飞机，跟飞行员说，你要是敢往国民党那边飞，我就拉弦，咱俩一块完蛋。

飞机飞起来，他在天上扔传单和手榴弹，城里的国民党兵吓得乱窜。

那一仗，红军拿下黄安城，可后来的路就没那么好走。

长征路上，张国焘不肯北上非要南下，陈昌浩跟着走弯路。

1935年9月，张国焘发密电想让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先看到电报报告了毛主席，中央连夜带着部队走了。

第二天有人打电话问要不要拦，陈昌浩拿不准，转头看徐向前。

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听了，没有拦，但这件事之后，他在党内的位置就开始往下滑。

最要命的是西路军。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多人西渡黄河，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是总指挥。

河西走廊那个地方荒凉得很，没有老百姓支援，吃的喝的都成问题。

马家军骑兵来去如风，红军缺枪少弹，连棉衣都不够。

打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到1937年3月，两万多人只剩下不到三千，困在祁连山的雪窝子里。

石窝会议上决定让陈昌浩和徐向前先走，回陕北汇报。

陈昌浩走了一半，胃病犯了，倒在甘肃一个村子里，被一个湖北老乡收留。

他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才辗转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他写了检查，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组织上没有再让他带兵。

1939年，因为胃病越来越重，组织上让他去苏联治病。

他带着十岁的儿子上飞机，想着治好就回来，谁知道这一去就是13年。

在苏联那些年，苏德战争一打响，他被疏散到乌兹别克斯坦，在采石场搬石头。

后来苏联人知道他懂俄文，让他去做翻译。

他就这么在莫斯科的小屋子里一本一本地翻书，一封一封地给国内写信请求回国，可信寄出去就像石沉大海。

国内这些年变化太大，抗日战争打完，解放战争也打完，新中国成立。

他那些老战友，徐向前当了总参谋长，张琴秋成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而他还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对着俄文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抠。1952年，他终于等到回国的批准。

消息传到徐向前那里，徐向前说了一句“我去接”，这才有月台上的那一幕。

回国后，组织上问他有什么想法。

他说不回军队了，搞翻译吧。

于是他被安排到中央编译局当副局长，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就这么在书桌前坐了十几年。

1962年他回了一趟湖北，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们聚在一起，几百号人。

陈昌浩站在台上突然跪下来，给台下的人磕头，说我把你们的子弟带出去没能带回来，我对不起大家。

台下哭声一片。

1967年，特殊年代来临，陈昌浩因为过去那些事被反复批斗。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精神上也撑不住。

7月30日晚上，他吞下一整瓶安眠药，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终年61岁。

他的两个儿子倒是走出不一样的路。

大儿子搞核工业，小儿子参与了一汽和二汽的建设，被称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元老之一。

1980年，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徐向前亲自主持。

1991年，《毛泽东选集》新版关于西路军的注释做了修改，明确指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

陈昌浩这一辈子，25岁站在高处，后来一步一步往下走，最后在沉默中离开。

说他是个失败者，好像也不对，毕竟他做过的事都摆在那里。

说他是个成功者，更不对，西路军那两万多人的血是他一辈子都背不动的债。

也许只能说，他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走对些路，也走错些路，最后用自己的方式把债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