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抗发展到如今，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似乎已经摆到了台面上——日本对中国的不满，似乎并不只停留在政府这一决策层，就连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好像也对中国抱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敌意。这事儿挺蹊跷的。按理说国家之间起摩擦，通常只是政府层面的博弈罢了。老百姓过自己的小日子，该干嘛干嘛。可日本偏不这样，就连寻常百姓，似乎也对咱们中国颇有微词。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全球民调里，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抱正面印象的只有百分之十一，在受访国家中排在最后。


一个隔海相望、文化上又有那么深渊源的邻国，民间好感度低到这个地步，本身就不太正常。

这种情绪不是日本人天生就有的，也不是某件事突然点着的。

它是被一套长期运转的东西，一年一年喂出来的。


最直接的一环是信息环境。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选题，长期集中在“威胁”“崩溃”“异质”这几个方向上，中国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在这些媒体上几乎看不到。


传播学里有个基本判断，媒体决定不了你怎么想，但能决定你想什么。一个人每天打开电视看到的邻国都是负面画面，哪怕他从来没去过中国，没接触过中国人，脑子里也已经装好了一整套预设。


这不是偏见，这是信息环境长期作用的结果。更值得留意的是，这套东西已经产业化了。


日本众包平台上有大量有偿招募，专门让人做贬低中国、赞美日本的内容，反华题材的收益比普通视频高出不少。



一个从没去过中国、也没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博主，转型做反华视频之后收入翻倍，他自己说得很直白，就是讨厌中国人。这种讨厌不是从个人经历里长出来的，是从平台的收益结构里长出来的。


商业逻辑把情绪变成了可复制的产品，算法再把它推给本来就没有其他信息渠道的普通人。


信息环境的另一端是教育。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处理，经历了几轮明显的倒退。


从早年把“侵略华北”改成“进出华北”，到后来把卢沟桥事变写成“日中两军武力冲突”，再到如今审定通过的教科书里，有的版本连“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和遇难人数都删掉了。


一个日本年轻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这种叙述，他对中国的认知底色就不可能是平和的。


他未必仇恨中国，但大概率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对历史问题那么敏感，也不理解中国人在一些议题上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认知上的落差，本身就是敌意最容易滋生的地方。


再往深处看，还有一层不太被注意但同样关键的因素：经济焦虑的转嫁。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社会内部积累了大量无处释放的失落感。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增长到了日本的数倍，这种位置对调在日本社会内部制造了一种很难说清楚的心理失衡。


媒体和政客把这种失衡引向外部，用“中国抢走了什么”的叙事来替代“我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的反思。


保守派推动修宪和扩军，需要一个足够分量的外部威胁来动员民意，中国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媒体在其中充当了扩音器。


几股力量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环：媒体塑造认知，认知影响民意，民意反过来奖励那些继续强化对抗叙事的政客。这个循环转得越久，纠偏的成本就越高。


把这笔账简单算到“日本老百姓天生反华”头上，是一种偷懒的判断。

真正该追问的是，谁在持续地、有组织地生产这种敌意，谁在从中获利。被制造出来的情绪，最终伤害的恰恰是被喂了多年信息茧房的普通人。



日本社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年轻一代对华认知就明显好于年长群体，他们没有经历过日本经济领先中国的时期，心理上没有那种需要靠贬低邻国来补偿的落差。制造出来的东西终究有它的边界。

但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对外认知而言，边界之外的大片区域，已经被系统性地占据了。中日关系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政府之间谈不谈得拢，而在于一国民众对另一国民众的认知，被长期放在了一个严重失真的信息环境里。这个环境的修复，远比任何一份联合声明都更漫长。


参考信源：
新华网，《国际观察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了怎样的毒》，2026年4月6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从“闯馆”事件看日本反华舆论生态》，202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