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讲台，退休时还是副教授：刘欢留下的那个数字，比歌声更值得说

我在高校里待过，所以有些细节一眼就能看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9月26日发布讣告：学校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评论区里，学生们说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他的课要抽签抢，抢不到就站着听；他上课从来不用PPT，讲着讲着就直接开口示范演唱。

媒体报道里还有一句更容易被忽略的话：刘欢1991年7月进入对外经贸大学艺术教研室任教，主讲《西方音乐史》，2023年9月退休。从教三十二年，职称是副教授。

三十二年，副教授。这四个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在一所重点大学里待到退休的完整履历。

为什么？不是他不够格。他写过《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弯弯的月亮》，唱过奥运会的主题曲，教了三十年课。《西方音乐史》是学校的美育经典课程，届届座无虚席。2009年他因股骨头坏死暂别讲台，两年后回来接着上。这样的履历，放在任何一个行业的口碑里都不算低。

原因在评价体系里。中国高校的职称评审，主要看四样东西：论文、课题、获奖、帽子。艺术类教师最核心的能力——舞台实践、作品影响力、课堂感染力——在这套标准里几乎没有位置。一位音乐家能创作出传唱几十年的作品，那是实践成果；可评审表上要的是“CSSCI来源期刊论文若干篇、主持国家级课题若干项”。指标对不上，人就卡在副高上不去。

反观我知道的一些教授，几十年一直在上学，用高考的劲头写论文，然后找个国外名校读博士发Nature、Science（“顶刊”），转身回来就是绿色通道正教授，还附送什么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帽子。

你问他做成了什么事？答案就是发论文。你问他深耕了什么行业？带领了什么领域的变革？答案还是发论文。然后回国任教以后，带着学生一起卷论文，把学生卷的想退学，完全脱离社会生产实践，纯理论研究还上不去国际前沿的档次，唯一的能力就是写论文，联系编辑发论文。这种人，竟然也是正教授。

所以，这不是刘欢一个人的事。所有老师，在综合性大学里普遍面临同一道坎。有一份高校的“教学业绩分核算办法”我看到过，教学工作要折算成绩效分，而业绩分在职称里的权重，远低于科研。也就是说，一个把课讲到极致的人，制度上给他的天花板是看得见的。

管理学上有一个词，叫“指标替代”。当一个东西难以测量，管理者就会去找一个容易测量的替代品。科研产出好量化，教学质量不好量化，于是论文数量成了代理变量；用久了，代理变量本身就变成了目标。这就是古德哈特定律说的：一项指标一旦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好的指标。

刘欢不需要靠职称证明自己。但制度需要解释：为什么一个被几万名学生记住的老师，在这套尺子下只能停在副高。

我做过十几年研究，也当过老师。我最怕的不是学术能力被低估，是一个体系把“能被测量的东西”当成“重要的事情”，把不好测量的东西慢慢挤到边上。挤到最后，留在台面上的都是会填表的人。

学生们记得的，是他站在讲台上张嘴就唱的那一幕，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他的职称表上写的，永远定格在了“副教授”…

这不是刘欢的耻辱，而是教评机制的耻辱。

刘欢到退休时仍是副教授刘欢刘欢去世龚琳娜发文悼念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