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坚持定都南京？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军的将领们立在旁边，礼炮在城外鸣响。

南京，这个两个月前刚被议定为民国首都的城市，就此从结局上出局了。孙中山在这件事上争取过，最终没能改变那次参议院的投票结果。

把时间往前拨到辛亥年秋天，局面还没走到这一步。

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成立，全国十几个省相继宣告独立，局面在几个月里快速打开。

但革命派内部随即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临时政府要建在哪里。这不是纯粹的行政安排，选址本身就是一张政治牌。

武昌排在最初的考虑里，但汉口、汉阳还在战火中反复易手，城外清军的压力未曾完全解除，把政府放在这里，局势随时可能被打断。

上海是商业重镇，革命党人在此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但租界格局让这座城市的政治空间天生受限，一纸条约就能切走整片区域，政权立于此处，实权很难完整。

南京是各方商议后落下来的答案。

南京在这些选项里，带着一层别处没有的符号意义。

这座城市在明代是国都，朱元璋在此建制立朝，城墙、皇城遗址、明孝陵，汉人王朝的痕迹留在城市各处。

同盟会的誓词里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套话语体系里，定都南京和定都北京，传出去的信号截然不同。

北京是满清两百余年经营的核心，大批旗人聚居，庚子年后外国使馆区更是扎了根。

选南京，是革命派用地点来表一个态。新政权要从另一块土地上另起炉灶，不跟旧王朝的那套壳子扯太深的关系。

另一层则是现实的算盘。

江浙地区向来富庶，辛亥前后的革命运动在此有深厚基础，军事力量和财税资源基本在革命派掌控之内。把临时政府放在南京，等于站在自己可以掌握的地方说话，底气不一样。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程序依据是十七省代表的选举，仪式从简，没有什么铺张的排场。

但这一天确立的事情很清楚，南京就是民国首都，临时政府在这里。

在南京落脚的这段时间里，革命派做的事情不只是维持政府运转。

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国家权力的重心从总统转向了国务院和参议院，对总统权限作了相当程度的约束。

起草这部约法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袁世凯将会接任，约法的设计思路，是在制度层面给未来的总统套一道约束。

这道约束要靠南京这套议会机构来维系，往北京搬，就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

后面的问题在于，南方自己打出来的地盘，北方的人不一定服。

袁世凯答应劝说清帝退位，条件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开表示愿意让位，让位的前提之一是袁世凯须亲赴南京就职，在参议院面前宣誓，走完手续。

南京临时参议院随后正式议决了这一条。

这道条件的意思，在座的人都能看懂。把袁世凯请进南京，就是把他从北洋军的环境里拔出来，让他在革命派的场地上完成交接。

北洋军是袁世凯多年经营的根本，将领们都是他的亲信，这支军队留在北方，只要袁本人不在跟前，实际能运转多少，说不准。

一旦南下，那些远在北方的兵力和关系网，就变成了远水，革命派这边，才是近火。

为了把袁世凯请来，专使团从南京北上。蔡元培担任正使，宋教仁等人随行，一行人抵京后受到隆重接待。袁世凯在接见时言辞恳切，姿态上没有明说拒绝，表现出对南下的某种欢迎。

代表团准备动身的那几天，北京先乱了起来。

1912年2月底，北京驻军的部分士兵突然哗变，冲击街道，商铺被抢，火光持续了整整一夜。紧接着，天津、保定也传来类似的乱局。

蔡元培等人亲眼见到旅馆外的骚乱，给南京发回的电报里说局势骤变，难以成行。袁世凯的说辞是，乱军突发，北方非他坐镇不可，南下须待时机。

代表团回到南京，空手而归。

参议院里的气氛开始变化。清帝退位已是定局，南北和谈进入尾声，完成共和大局的压力压着所有人。部分议员认为，为了就职地点这一条僵着，得不偿失。

共和能立起来，比大总统在哪个城市宣誓更要紧，这个判断慢慢积累成了多数。

坚持原议的人担心，把政权中心移到北方，北洋军的压力就永远悬在头顶，制度上设计再周全，距离一拉开也只是一张纸。两种判断摆在那里，最后靠票数说话。

孙中山一方坚持原议，但声音撑不住数字。

表决重新举行，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对这个结果没有留下激烈的公开回应。临时参议院自身随后也宣告北迁，跟着政权一起搬去了北京。

孙中山于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卸任声明里提到，此后愿致力于铁路建设，以实业报效民国。

这是一个听起来格局开阔的表态，但定都之争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更多余地。

南京的临时政府旧址，留在城里。那批会议室，在这里只开了几个月的会。

参考来源：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
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