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的一天，聂荣臻突然将周恩来从会议室叫出来，聂荣臻面如土色地说：“收到关于钱学森的重要情报。”

钱学森当时在哪里？不是在家休息，也不是在办公室看文件，而是在五院的装配车间里，盯着导弹零件和计算数据。

周恩来接过情报，迅速看了一眼，问的不是对方有多少人，也不是情报从哪里来，而是钱学森现在在哪里。得到答复后，他立刻安排了几件事，增加警卫，调整住处，打乱上下班路线和时间，重新筛查身边工作人员，还要检查他的饮食和日常用品。

聂荣臻准备亲自去落实，周恩来又特别交代了一句，不要惊动钱学森，让他安心做学问，别的事情不要管。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不容易。保护级别提高了，钱学森身边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被他察觉。警卫突然增加，司机换人，住处周围多出陌生身影，想做到完全不露痕迹，几乎不可能。

当天下午，聂荣臻亲自拿起电话，向公安部门和警卫部门下达安排。随后，他又调来钱学森身边勤务人员的名单，一张张翻看，挑出几个人更换，再从警卫团中补进政治可靠、身手过硬的人。

命令传到五院时，钱学森还在车间里忙活。

那段时间，苏联专家留下的部分图纸存在缺失，某个关键连接件的数据又不清楚，钱学森带着技术人员连续计算了两天。机油沾在袖口上，眼镜滑到鼻尖，他顾不上调整，手里一直捏着那个零件。
助手提醒他吃饭，他只回了一句，把饭放在那里。

等他回到住处，院子里的气氛已经变了。有人检查围墙电线，有人在门口低声交代工作。第二天早晨，司机也换了人，新司机话不多，开车却很稳。

钱学森没有停下手里的计算。他坐在后排，抱着资料继续看，似乎只把司机更换当成了一次普通调动。

可接下来几天，变化越来越多。食堂里给他打饭的人固定下来，饭菜送到手边前，会有人先试吃。

办公室电话旁边多了一部红色电话，晚上加班出来，总能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暗处，等他出现，车灯才亮起来。

他看到了，但没有追问，为什么要换司机，为什么院门口多了警卫，为什么那辆车总是在等自己？
钱学森大概已经明白，这不是普通的人事安排。只是导弹研制正处在关键阶段，他没有把精力放到这些变化上。

第四天下午，聂荣臻直接去了五院车间，没有进办公室，也没有安排正式谈话。他找到正在干活的钱学森，递过去一支烟，让他下来休息一会儿。

钱学森没有点烟，只把烟夹在耳边，问聂荣臻有什么指示。

聂荣臻告诉他，最近夜里不要再骑车回去，让司机接送，家里的警卫和勤务人员也做了调整，尽量不要单独外出。

钱学森拍掉手上的灰，问了一句，这些安排是不是因为自己。

聂荣臻没有把情报细节告诉他，只说，总理和他的意思一样，钱学森只管把导弹弄出来，其他事情不要操心。

这番话既是解释，也是要求。钱学森没有继续追问，把那支没有点燃的烟放回烟盒，转身又爬上了梯子。

当天，他一直忙到深夜。走出车间时，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原处，这一次，他主动走了过去。

不久后，情报中的危险出现了。台湾方面派出的行动人员据称在北京西郊露面，随后被埋伏的侦察人员抓获。相关审讯材料送到聂荣臻手里，他看完后，把材料锁进了抽屉。

这场行动没有形成更大影响，但它说明，3月那次紧急保护并不是多余安排。真正关键的不是让钱学森知道多少，而是在他不知道全部情况时，把风险挡在工作之外。

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钱学森回国时间并不算长，1955年回到祖国后，很快投入国防科技建设。

1956年，中国开始系统布局导弹、火箭研究，许多基础条件都不完善，技术资料不足，设备不足，能够独立完成整套研发的人才更少。

偏偏到了1960年，苏联专家陆续撤走，部分图纸和资料也被带回。留下来的空白，只能由中国科研人员自己一点点补上。

钱学森面对的压力，早已不只是个人安全问题。他身后是一支正在摸索的队伍，面前是复杂的计算、试验和生产环节。一个关键数据算错，可能导致整个研制进度受影响。这个时候，任何外部干扰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后来，黑色轿车一直跟着他，从五院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回到住处，风雨无阻。警卫措施也没有因为行动人员被抓获就立刻取消，安全工作仍然保持低调进行。

这种保护并不是对所有科研人员都采用同一套办法。普通科研岗位更多依靠单位保卫和保密制度，只有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又处在特殊风险中的人员，才会采取路线调整、专人接送和贴身警戒。保护强度不同，说明当时的安排并非简单扩大化，而是根据任务和风险来定。

钱学森没有因为警卫增加就减少工作，科研队伍也没有因为苏联专家离开就停下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太空，这些成果并不只属于某一个人，却能看出那一代科研人员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推进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