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数学家苏步青对跟她风雨与共四十多年的日本妻子说，“你可以回去了。” 妻子听到后，扭身嚎啕大哭了起来。

“回去” 指的是回日本探亲。这么一句话，苏步青拖了几十年才说出口。米子哭成那样，多半因为这一天等得太久。

她早年其实有过两次可以留在日本的机会，两次都没走。

第一次在 1931 年。据传记文章记载，米子的父亲松本教授起初不同意这门亲事，嫌苏步青是中国人，家境又一般，后来拗不过女儿才松口。

两人 1928 年在仙台结婚。苏步青 1920 年赴日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来到仙台，进东北帝国大学做研究，1931 年拿到博士学位。

日本这边有人想留他，国内几所高校也发来邀请，他选了浙江大学，因为早就和师兄陈建功约好，要把浙大数学系办起来。

米子只说了一句，他去哪里，她就去哪里。到杭州以后，苏步青忙着和陈建功一起带数学系，家里的事都落在米子身上。据传记文章记载，学生常到家里来，她像母亲一样招待。

第二次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轰炸上海和江浙一带，浙大决定西迁。据传记文章记载，这期间日本驻杭州领事馆有人找上门，请米子去吃一顿家乡饭，她当场回绝，说自己早就吃惯了中国饭菜。没过多久，仙台又传来消息，松本教授病危。

苏步青走不开，想让她一个人回去，她还是没走。松本教授不久后去世，抗战八年，米子一直留在中国。

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留在中国，差不多等于断了和娘家的往来，父亲病危都赶不回去。日子也没有因此好过。

浙大先后落脚建德、泰和、宜山，1940 年才在贵州遵义、湄潭安下来，前后走了两年多。

米子因为是日本人，沿途常被人盘问。据传记文章记载，校长竺可桢去找战区长官，要来一张特别通行证，一家人才走得通。

1952 年院系调整，苏步青从浙大转到复旦，米子跟着搬到上海。1953 年，她加入中国国籍，改名苏松本，据资料记载是最早一批入籍的日本人。

入籍以后，仙台对她来说就成了外国，回去只能算探亲。可探亲这件事，又拖了二十多年。

原因要看那些年的国际环境。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 年 8 月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当年 10 月生效，两国人员往来才慢慢顺畅起来。

1979 年是条约生效后的头一个整年。在此之前，一个日本女人想回一趟娘家，去不去、怎么去，不由夫妻两人商量着定。

苏步青 1978 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那时已经年近八旬。1979 年 12 月 6 日，他和几位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联名发表《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主张学校办学要有更大的自主权。同一年，他在家里把让妻子回日本的话说了出来。

两件事放在一起看，都是大环境松动以后才办得成的，一个是学校的事，一个是家里的事，起点差不多在同一年。

这一声大哭有两种读法，一种是高兴，一种是这些年憋着的话终于有地方放。哪一种更接近，没有记载，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一天，一家人等了几十年。

这趟探亲的具体经过，公开资料里记载不多。能查到的是，据传记文章记载，米子后来身体一直不好，1986 年在上海病逝。

苏步青又活了十七年，2003 年去世。据说他晚年常讲，自己的学问有一半是夫人给的。

苏步青的成绩摆在那里，浙大数学系，后来的复旦，几十年带出谷超豪、胡和生两位院士，李大潜是其学术谱系内的再传弟子。

米子的选择没有成绩单，留下来的只有几件小事：没去领事馆，没回去见病危的父亲，改了国籍。一个人的事业有人记，另一个人的付出，只能靠这些零碎的事才看得见。

跨国家庭的日子，感情只能撑一半，另一半要看两国关系。米子在 1931 年和 1937 年做选择的时候，中日关系正一步步变紧，直到开战，去留基本被时局压成了一条路。

等 1972 年和 1978 年两步走完，这条路才重新宽起来，苏步青那句话才说得出口，也才办得成。他能补给妻子的，只有这一趟探亲，前面几十年，补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