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凭什么能“超脱”派系之争？原来，他是黄埔一期精英，长征中曾指挥干部团与四方面军接头，韩东山、许世友等老部下遍布其中。他的豪爽与公正，早赢得信任。当他任命为129师386旅，迎接他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不是简单的任命，而是一次人心的归附。


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合，中央准备调整一批干部。
陈赓在鄂豫皖带过兵，熟悉四方面军干部，曾有人考虑把他放到那边工作。张国焘却没有接受这个安排。

两年后，局面完全不同。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第31军为重要骨干组建的129师386旅，旅长恰恰是陈赓。副旅长陈再道长期在四方面军任职，旅内大量干部也来自原红31军。

一个曾经在四方面军内部调动都遇到阻力的人，两年后却直接统率了这样一支部队。

1931年10月，陈赓从上海进入鄂豫皖苏区。

一个月后，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师长。韩东山在这支部队中当过干部，许世友后来担任12师34团团长。陈赓和他们的关系不是饭桌上的交情，而是野战部队里的上下级关系。黄安、商潢等作战期间，他们在同一个指挥体系里行动。

可陈赓没有在这里经营出一支长期跟随自己的队伍。
1932年9月，他腿部重伤，离开鄂豫皖治疗。1933年脱险到中央苏区后，他去彭杨步兵学校任校长。1934年长征开始，又被任命为军委干部团团长，承担中央纵队的警戒和作战任务。到了陕北，他还担任过红1军团第1师师长。

几年下来，他不断换位置。上海特科、鄂豫皖、中央苏区、军委干部团、红1军团，几乎每走一步，都在离开上一套熟人关系。

这种经历让陈赓少了一样东西，也多了一样东西。
他没有像一些长期带同一支部队的将领那样，形成一条完整的旧部序列；与此同时，他又在几个完全不同的干部系统里真正干过事。黄埔一期的经历使他很早接触正规军事教育，中央特科时期让他进入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系统，鄂豫皖时期又让他真正带过四方面军的兵。

1935年6月，这些经历第一次同时碰到了一起。
6月12日，中央红军红4团与红四方面军红74团等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会合。

17日，中央机关抵达达维，韩东山率部迎接。韩东山并不认识中央领导，陈赓却认识他。几年前，两人还是12师的师长和部下。

陈赓从中引见，中央领导随后直接向韩东山了解四方面军的建制、干部和部队情况。

陈赓没有指挥两支红军完成首次接头。真正发生作用的，是那段已经中断三年的旧上下级关系。中央红军长征干部的身份和鄂豫皖老首长的身份，在达维同时落到一个人身上。

但1935年的这层关系，还不足以让陈赓在四方面军系统畅行无阻。张国焘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以后，干部安排同样受到影响。

个人威望可以减少陌生感，却代替不了当时的组织权力和政治关系。
1937年的条件已经改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要接受统一改编。7月底，援西军取消番号，部队开赴陕西。8月7日，任弼时、彭德怀提出把原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以及其他部队编为129师385旅、386旅，中央当天同意。原来的军、师架构被重新压缩，大批干部随之重新安排。

386旅的领导班子正是这种重新组合的产物。
陈再道出自红四方面军，李聚奎却来自中央红军。1935年两军会合以后，李聚奎才被调到红31军任参谋长，1937年又成为386旅参谋长。

一个旅部里，已经同时放进不同方面军经历的干部。
陈赓放在这里，并不突兀。

他带过四方面军的师，认识其中一批干部，又长期接受中央直接调动；他在红31军没有自己的固定班底，也不存在必须依靠某一批旧部才能维持指挥的问题。386旅需要的正是一个既能进入原有干部关系、又不被原有关系完全绑住的旅长。

真正把这次任命压实的，也不是一次欢迎仪式。
386旅东渡黄河以后，很快投入华北战场。长生口、七亘村、广阳接连开打，随后又有神头岭、长乐村等战斗。

旅部的命令能够落到所属部队，原红31军骨干组成的新旅在连续作战中形成新的指挥关系。

到1938年，许世友才被任命为386旅副旅长。
1932年，他曾在陈赓的12师担任34团团长；六年之后，两个人重新进入同一个指挥班子。时间顺序很清楚，许世友不是1937年站在386旅里迎接陈赓的旧部之一，而是在这个旅已经打过一连串战斗后重新来到陈赓身边。

陈赓能够跨过红军内部不同旧部队留下的界线，恰好与他早年不断被调动有关。
别人积累的是一支跟随多年的队伍，他积累的是在几个干部系统中都曾真正承担过责任的经历。

1938年的386旅旅部里，陈赓、陈再道、李聚奎、许世友等人重新坐到一张作战地图前。有人来自红一方面军，有人从鄂豫皖一路走来，有人曾经是陈赓的部下。

此前分散在不同部队里的关系，到这里已经被重新编进同一支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