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张学良因热河抗战失利引咎辞职，随后携家眷出国考察。在伦敦期间，他与原配夫人于凤至及长女张闾瑛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张学良身着西装，气度儒雅；于凤至身穿绿色旗袍，端庄温婉；长女张闾瑛则是一身黑色洋装，气质清冷高贵，被网友赞叹“长得忒好看”。
船刚驶离香港，张学良的烟瘾就犯了。他把自己锁在头等舱的卫生间里，听着门外于凤至轻轻的叩门声和女儿带着哭腔的“爸爸”，额头上全是冷汗。最终他拉开门，对于凤至说：“找船医，给我打针。”
吗啡针剂暂时压下了戒断反应，也让他昏睡了十几个小时。醒来时，他发现于凤至坐在床边椅子上，手里织着一件毛衣，眼圈是红的。见他醒了，她只说：“到新加坡靠岸时，我去买些柠檬和蜂蜜，听说对调理有好处。”
在伦敦安顿下来后，一位英国医生被请到住处。他检查了张学良的情况，开了些替代药物，并严肃地告诉他：“药物只能辅助，真正要靠你自己的意志。如果继续依赖，不出三年，你的身体就彻底毁了。”
张学良把医生的话听进去了。他开始强迫自己规律作息，每天早晨由于凤至陪着，在寓所附近的小公园散步半小时。最初的几次，他走到一半就虚汗淋漓，必须坐下休息。张闾瑛会默默递过手帕，然后站到稍远些的树下，假装看风景，不去看父亲颤抖的手。
散步之外的时间很难熬。为了分散注意力，张学良翻出了许久不碰的书籍，又让于凤至找来当地的报纸。他读得很慢，有时一段文字要反复看几遍。于凤至就在一旁翻译电文或代写家书，偶尔抬头看看他，并不打扰。
张闾瑛的钢琴成了屋子里唯一鲜活的声音。她每天练习三小时，从巴赫到肖邦。有一次她弹到一半，张学良忽然从书房走出来，靠在客厅门框上听完了整首曲子。弹完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医生来做例行检查。测量完血压心跳后，医生看了看张学良的气色，点点头：“药物可以减掉三分之一了。但你得找到比散步更消耗精力的事。”
第二天，张学良让秘书联系了附近的一所大学图书馆，申请了阅览证。他开始每天下午去那里待两三个小时，最初是看中文报刊，后来试着翻阅一些军事和地理方面的英文书籍，旁边放着一本英汉词典。
一天他回来得比平时晚，手里拿着一份当地报纸。吃晚饭时，他对于凤至说：“看到篇报道，讲泰晤士河上的船闸系统。设计得很巧妙。”于凤至微笑着给他添了汤：“感兴趣的话，周末我们去看看吧。”
看船闸那个周末，张闾瑛也一起去了。河风很大，于凤至给丈夫紧了紧围巾。张学良望着复杂的机械结构，看了很久。回家的路上，他忽然说：“有时候，人就像一道闸，得自己把自己控制住。”
第二年春天，医生宣布可以完全停掉替代药物。停药后的第一周，张学良失眠严重，整夜在书房踱步。于凤至也不睡，在客厅亮着一盏小灯做针线。偶尔他会走出来，喝口水，和她简短说两句话。
夏天，他们决定去苏格兰高地短暂旅行。在火车上，张学良一直看着窗外飞驰的丘陵。张闾瑛忽然小声问母亲：“爸爸是不是好多了？”于凤至握着女儿的手，点了点头。
旅行回来后的一个傍晚，一家三口在住处花园喝茶。张学良看着正在切蛋糕的女儿，忽然对于凤至说：“我想给国内写封信，谈谈东北的铁路建设。有些想法，在考察时零零碎碎记了些。”
于凤至放下茶杯：“好。我帮你整理。”
那封信写了很久，修改了很多遍。最终寄出时，已是深秋。张学良站在邮筒前，把信投进去的那一刻，风把树上的叶子吹落了几片，擦过他的肩膀。
他没有立刻转身回家，而是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看着异国的街道和行人，他想起医生说过的那句“不出三年”。如今两年多了，他还在。
远处教堂的钟声响起时，他站起身，拍了拍大衣上的灰尘，朝家的方向走去。他知道，于凤至一定在窗口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