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凭什么拿到清朝最后一个“文正”
1859年，咸丰九年，殿试考场上出现了一个不算罕见却极难处理的局面，几份试卷水平接近，皇帝一时难分高下，于是临时加题，让考生写一副歌颂大清祖宗的对联。

安徽寿州人孙家鼐没有长篇铺陈，提笔就把顺、康、雍、乾、嘉、道六个年号嵌进联中，既要对得上，又要夸得顺，还得让皇帝读着舒服。咸丰看完，当场定下状元。

这算不算拍马屁？算，但能把六个年号放进一副完整对联里，靠的可不只是嘴甜。殿试是临场发挥，时间有限，内容还不能露怯，孙家鼐的文字功底和反应速度，确实过了硬关。

他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母亲独自抚养五个儿子，家里最后出了三个进士、四个举人，门口那副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后来也成了当地常被提起的一段佳话，不过，孙家鼐并不是一路顺风。他排行第五，几个哥哥先后考中，自己第一次参加会试却落榜。

看着家里人一个个登榜，他只能继续苦读，直到32岁才站进殿试考场。
状元的名头很响，可他后来的仕途并不靠惊天动地的战功。他更像一个擅长在复杂局面里保住自己，也保住事情的人。

光绪四年，孙家鼐和翁同龢一起成为光绪帝的老师。两个人都站在皇帝身边，性格和判断却完全不同。翁同龢讲话锋利，面对日本步步紧逼，主张强硬应对，常在光绪面前强调不能再忍。孙家鼐则更谨慎，他认为冲突不能轻易挑起，和李鸿章的想法比较接近。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战败，主战的翁同龢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孙家鼐没有受到同样冲击。有人会说他只是会躲，但问题在于，晚清官场不是只看谁判断正确，还看谁能在局势翻转时留下来。

到了戊戌变法，孙家鼐的处境更加微妙。他是帝师，天然容易被归入支持光绪的一边，可他支持的不是彻底激进的路线。

他曾帮助康有为等人筹办强学会，提供场地和经费，但同时又提醒光绪，康有为著作中涉及民权的内容需要删改，议院也不宜马上推动。简单说，他愿意变，但不愿意一下子把旧制度全掀翻。

这套做法放在今天看，容易被评价为两边都不得罪。可在当时，它确实让孙家鼐躲过了变法失败后的清算。六君子被杀，翁同龢回乡，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孙家鼐只是称病回籍，局势缓和后又重新回到官场。

慈禧太后曾考虑废掉光绪、另立新君，朝中很多人选择沉默，孙家鼐却出面劝阻。意见没有被采纳，他便以养病为由离开京城。这样的抗争不激烈，也没有留下轰轰烈烈的场面，却至少说明他不是任何事情都随风倒。

孙家鼐受命创办京师大学堂，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新政措施被撤销，京师大学堂却保存下来，成了百日维新少数留下的成果。

这里面有他的办学主张，也有他的处世方式。他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放到当时看属于偏稳妥的方案，不会让守旧派立刻觉得危险。慈禧对激进改革者不放心，却没有把孙家鼐视为必须清除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主持京师大学堂的是一个锋芒更盛、主张更猛的人，这所学校能不能保住，恐怕还真不好说。

京师大学堂后来经历多次调整，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所现代大学，回头看它的起点，却能发现晚清政治里的妥协，也可能给新教育留下缝隙。谁能想到，一套看起来不够激进的办法，最后反而让学校活了下来？

一次饭局，有人问他光绪皇帝学问如何，他回答得很漂亮，说皇帝天资聪颖、好学不倦，是难得的贤君。没过多久，翁同龢进来，同样被问到这个问题，回答却完全相反，认为光绪资质一般，读书也不够用功。

孙家鼐听后马上改口，说自己刚才只是替皇帝说些好听话，真实情况并不是那样。
有人把它看成中庸，有人觉得这是油滑。可在那个君主、后党、帝党不断变化的时代，话说满了容易惹祸，站队站死了更容易出局，孙家鼐似乎一直在给自己留下回旋空间。

翁同龢在甲午战后失势，说明立场太鲜明会付出代价，但孙家鼐最终保住官位，也不代表他的判断次次正确，更不能把所有保守选择都解释成高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孙家鼐所代表的旧式读书人道路也走到了尽头，个人再会周旋，也挡不住制度变化。

1909年，82岁的孙家鼐在北京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清朝近三百年，获得文正谥号的只有八人，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获此谥号的人。

问题也随之出现，他没有曾国藩那样力挽危局的战绩，也没有刘统勋那样以身任事的悲壮，凭什么进入这个名单？

答案或许不在某一场战争、某一次改革里，而在他几十年没有被彻底抛出局，并且在关键时候留下了一所后来影响中国教育的学校。

文正二字，未必只奖励最能冲锋的人，也可能肯定一种守住秩序、保存火种的能力。孙家鼐没有改变晚清的大方向，却在风雨里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京师大学堂。

这到底是智慧，还是平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但有一点很清楚，历史并不总是由最激烈的人写成，有时也会记住那些不抢风头，却让事情继续存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