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嬗变，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她将那份手写的“海棠正好”便笺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几天后，她让工作人员撤走了院门外一半的岗哨。
第一个独自出门的午后，她去了王府井的书店。在历史类书架前，她听见两个大学生低声争论孙中山思想在新中国的定位。她站在一旁，直到他们注意到她。
“您是……”一个学生迟疑道。
“一个读者。”她微笑，指了指他们手中的书，“你们刚才说‘过时’，我却认为，真正的基础从来不会过时，就像这房子下面的地基，你看不见，但它托着一切。”
学生愣住。她点点头，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留下他们继续争论。
回到院子时，秘书焦急地等在门口。“副主席，您怎么一个人……”
“不要紧。”她摆摆手，走进书房。她翻开刚买的书，在扉页写下一行字：“地基之上，方能筑新屋。—— 庆龄”。
广播讲话播出后，她收到了大量海外侨胞来信。有人问具体政策，有人倾诉思乡之情，也有人直言不理解新政权的某些做法。她要求秘书将所有信件分类，不回避任何批评。
一周后，她带着一摞有代表性的信件，再次来到中南海。
“润之先生，你听听这段。”她念了一封来自旧金山华侨的信，信中充满对土改政策的疑虑。
毛泽东听完，点了支烟。“大姐有什么想法？”
“回信不能只讲道理。”她从包里拿出自己起草的回信稿，“我把安徽一个普通村庄土改后，农民第一封家书里写的内容，原样放进了回信里。他们需要听见亲人的声音，而不是报纸上的结论。”
毛泽东接过回信稿，看了很久，递给一旁的秘书：“照这个发。以后侨胞的信访，按这个办法处理。”
冬季，宋庆龄提议设立儿童福利基金。会上有人提出，国家初创，应集中资源于重工业。
她沉默地听完所有发言，最后站起来：“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将来。将来是由现在的孩子决定的。一座工厂晚建半年，可以追回来；一个孩子的童年错过了，就永远追不回来了。”
她看向毛泽东：“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所有积蓄。”
会后，毛泽东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大姐是对的。基金照准，国家拨款明日下达。”
开春时，海棠树冒出新芽。宋庆龄在院子里举办了一次茶话会，请来了几位民主党派的老朋友，也请了胡同里街道工厂的几位女工。起初大家有些拘谨，直到一位女工说起自己上夜校，第一次写出全家人名字时的喜悦。
宋庆龄认真听着，不时追问细节。临走时，她送给女工一支钢笔。
“副主席，这太贵重了。”女工不敢接。
“它能写出更贵重的东西。”宋庆龄把笔放进她手里，“比如你下一封写给孩子的信。”
女工红着眼眶收下了。
茶话会的事传开后，有负责同志委婉提醒：“副主席，身份有别，场合还是应当注意。”
她看着来人，平静地说：“如果‘身份’成了看不见群众的墙，那这身份，我就该辞掉了。”
这话又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第二天，毛泽东让秘书送来一本新印的《共同纲领》，扉页上是他遒劲的题字：“送给大姐——你看，这墙，我们一开始就没打算砌。”
宋庆龄抚摸着扉页，对秘书说：“请转告润之先生，海棠花快开了，等他来看。”
花开的季节，毛泽东并未如约前来。他去了南方视察。宋庆龄收到他从武汉寄来的一枝樱花，附言只有四个字：“海棠换此。”
她将樱花插在瓶中，放在书桌对面那个常空着的座位前。
多年以后，毛泽东去世。追悼会上，宋庆龄站了很久。回到冷清的后海院子，她拉开书桌抽屉，里面整齐放着“海棠正好”、“今日并肩，此生不负”的纸条，还有那本写着“地基之上，方能筑新屋”的旧书。
她拿出那张“今日并肩”，看了许久，然后在背面，用那支自己常用的钢笔，工整地补上了一行：
“海棠年年，初心不改。大姐 字。”
然后将它放回抽屉的最上层，轻轻合上。窗外，新一季的海棠花，正含苞待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