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这场高温，已经不是简单的“天气热”了，而是一场正在影响整个亚洲的大危机。专家警告，伴随湿度、气压等因素的叠加，印度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可能远超官方记录的气温数字，逼近甚至可能冲击60摄氏度的极限。

拉朱把湿毛巾从头顶拿下来，拧了拧，滴下来的水是温的。他看了一眼手机，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温度计显示室内三十六度。窗外一片漆黑，但远处发电机的轰鸣声断断续续，像喘不过气。

妻子莎米拉侧躺在垫子上，没睡着，后背的汗把薄衫粘在皮肤上。她轻轻拍着旁边的小女儿，孩子睡得不安稳，每隔一会儿就哼唧两声。

“水还剩多少？”拉朱问，声音压得很低。

莎米拉没转身，手往墙角的水罐方向指了指。“半罐。送水车说是今天中午来。”

拉朱没接话。昨天的送水车就没来。他起身走到水罐边，舀了半杯水，喝了一小口，剩下的浇在脖子和后颈上。水有点浑浊，带着塑料罐的味道。

天刚有点灰蒙蒙，巷子里就响起塑料桶磕碰的声音。拉朱提着两个桶出门，排队的人已经弯过街角。他站到末尾，前面是个老头，肩膀塌着，手里只有一个褪色的红桶。

“比昨天早。”老头没回头，像是自言自语。

“嗯。”拉朱应了一声。他看了看天色，太阳还没出来，但那股闷热已经罩下来了，呼吸像吸进湿棉花。

排了快一个小时，队伍只往前挪了十几米。前面忽然骚动起来，有人喊了一声：“没了！说罐车坏了，今天不来了！”

人群嗡地一下炸开，又很快低下去，变成低声的咒骂和叹息。拉朱站着没动，手里的桶显得有点沉。老头慢慢转过身，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拎着空桶往回走，背影像一片晒蔫的叶子。

回到家，莎米拉正在用最后一点水擦洗小女儿的胳膊和脸。看到拉朱手里的空桶，她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

“街口小铺还有瓶装水。”拉朱说。

“多少钱？”

“比昨天贵三十卢比。”

莎米拉擦完，把脏水倒进一个盆里，留着冲厕所。她走到窗边，往外看。对面楼上那户装空调的人家，外机嗡嗡响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纳亚尔先生说，今天可以去他仓库那边帮忙搬货。”拉朱说，“工钱现结，多给一百。”

“在太阳底下？”

“在棚子里。有台旧风机。”

莎米拉点点头。“早点回来。”

拉朱出门时，巷子里的孩子聚在唯一一棵瘦巴巴的树下玩弹珠。他们的脸和胳膊都脏兮兮的，眼睛很亮。一个孩子跑过拉朱身边，带起的热风里有股馊味儿。

纳亚尔的仓库像个大蒸笼，虽然搭了棚，铁皮顶棚把热气全扣在里面。那台旧风机摆着头，吹出来的风是热的。拉朱和另外三个男人把成袋的化肥从卡车挪到仓库里。粉末从编织袋缝隙漏出来，沾在汗湿的皮肤上，刺痒。

中间休息时，管工递过来一壶水。“每人两杯，别多喝。”

水是温的，带点氯气的味道。拉朱喝完自己那份，喉咙还是发干。他靠墙坐下，摸出手机。屏幕推送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总理呼吁民众做好防暑降温”。他划掉了。

下午三点，活儿干完了。纳亚尔过来发钱，递给拉朱几张钞票时，瞥了他一眼。“你脸色不太好。中暑了？”

“没有。”拉朱接过钱，数了数，对。

“明天还有一批货，早上六点。”

“来。”

走回家的路上，拉朱觉得脚底发软。太阳照在水泥地上，晃眼。路过一个公共水龙头，五六个人围着，水龙头只滴答水，不出水。一个年轻男人使劲拍打着龙头，骂了一句。

到家时，莎米拉正在用湿布擦小女儿的身子。孩子有点蔫，不哭不闹。

“她有点热。”莎米拉说，手背贴了贴孩子的额头。

拉朱把工钱递给她，坐到垫子上，头靠着墙。闭上眼睛，耳朵里还有风机的嗡嗡声。

莎米拉收好钱，过来摸了摸拉朱的额头。“你也很烫。”

“没事。”

“喝点水。”她把最后一点水倒进杯子。拉朱喝了一半，递给莎米拉，她摇摇头。

“我没事。”

傍晚时，隔壁传来女人的哭声，忽高忽低。莎米拉仔细听了一会儿，低声说：“是苏米特老太太，她丈夫下午吐了，送医院了。”

拉朱没睁眼。“嗯。”

天黑透了，电还没来。巷子里有人点起了蜡烛，微弱的火光在窗户里晃。拉朱感觉身上的汗一阵一阵地出，又一阵一阵地干，皮肤绷得紧。

莎米拉把孩子哄睡了，躺到他旁边。两人都没说话，听着彼此的呼吸。

远处，发电机又响了起来，嗡嗡地，像这片黑暗里唯一的心跳，吃力，又不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