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茅台酒由警卫员代为购买。一年后，他前往贵州调查，特意到茅台酒厂走了一圈。听介绍员报出茅台酒的价格，他一愣：“我的茅台酒怎么比出厂价还便宜？”

主要信源：（广州新四军研究会——为新时代放歌 （王景喜））

1985年深秋，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漫着浓重的药味。

许世友靠在床头，肝区的疼痛让他没法平躺，只能半倚着被褥。

他让人取来纸笔，由他口述，秘书执笔，给中央写一份报告。

报告的内容很简短，说自己死后不进八宝山，不骨灰，运回河南老家，埋在母亲坟边。

秘书听了发愣，那个年月干部去世普遍火化，高级干部更要带头。

但许世友的态度不容分说，他讲自己年轻时离家几十年，没能在母亲跟前尽孝，死后一定要睡在她旁边。

他的声音不大，每个字却像锤子般砸在空气里。

20多年前，在贵州茅台酒厂的走廊上，他也曾露出过同样执拗的神情。

那时候他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爱喝茅台，几乎每天离不了。

身边人晓得他的喜好，隔三差五替他跑腿买酒，报账时总按一个固定的低价格算。

许世友从没有多想过，直到那回走进酒厂车间，听厂里人说出一个出厂价数字，他的脚步骤然停住。

那数字比他平时付的价钱还高。

他虽不做买卖，但账上的道理清清楚楚，货从产地运出去，加上运输、仓储、店家利润，到外地只会比出厂价贵。

现实却恰好相反。

他当时没有声张，把疑问压在心里，回到南京后自己跑到供销社去问价，这才弄清真相。

茅台早悄悄涨了价，他始终按旧价买酒，中间的差额被身边人以单位代办的名义默默垫掉。

许世友的脸色顿时不好看，他发火，不是因为嫌弃谁多事，而是这笔钱出得不明不白。

他一个司令员，自己想喝酒，凭什么从公家账上抠一块来贴补。

他让人把近一年的购酒记录翻出来，按市场价重新核算，掏出自己的工资，把差额一分不差补上。

补完之后，他立下一句话，以后酒价怎么变就怎么报，钱不够他少喝几口，再紧也不能让公家替他凑。

这件事传开后，机关里有人觉得他太较真，几块钱的差价也值得动肝火。

可许世友后来在广州的做法，依然没有变。

那几年他住在留园，院子里的白玉兰树每逢春天开花，白花花一片，风一吹，花瓣落满青砖地。

园丁本想扫了扔掉，许世友拦住，说这些花瓣可送去收购点换钱。

他招呼工作人员采摘，拾掇后送到收购站，卖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数目。

这笔钱他没有塞进自家口袋，给院里的人各添了一件的确良衬衫，剩下的钱换成几瓶酒，招呼大家一起喝。

同样是酒，公家掏钱买的他绷着脸不肯碰，靠卖花换来的却喝得痛快。

他心里的账很清楚，花是院子的，人工是大家的，卖来的钱也该用在大家身上，谁都不亏心，他自己也喝得踏实。

再往前倒，就到了他与母亲之间那道迈不过去的坎。

许世友早年离家投军，多年辗转在外，很少回大别山老家。

有一年他得空回乡，推门不见人影，邻居说老母亲还在后山砍柴。

他沿着坡路往上找，远远瞧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背着一捆几乎比人还高的柴火，一步一步往山下挪。

他三步并两步跑上前，把那捆柴从老人身上接下来，膝盖一弯，跪在泥地里。

老人愣住，弯腰看他，认了半天，叫出他的小名。许世友没有起身，头埋得很低，眼泪渗进脚下的土里。

后来他把母亲接到南京住过一阵，老人住不惯，嫌楼房憋闷，执意要回村。

许世友送她走的那天，当着家人的面又跪了下去。

这一跪，说出去的话像石头一样刻进他心里，军务在身，忠孝难两全，等他死了，一定回老家去，守着娘亲，哪里都不再走。

这个承诺，他记了一辈子，1985年身子彻底垮下来，他拒绝去北京治疗，宁可留在南京。

身边人明白他的心思，南京离河南近，万一走到那一步，往回运总是方便些。

那份土葬申请送到中央，邓小平握着报告沉默良久，最终批下八个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这八个字分量极重，重的不是特例本身，而是一个时代对一名老将身上那股固执孝心的让步。

当年11月，许世友的灵柩被抬进大别山。

棺木是尤太忠派人从广西深山采来的金丝楠木，厚实沉重。

家里人照他生前交代，不摆军功章，不铺排场，只在棺材里放了一瓶茅台，一只白瓷酒杯。

有人提议再加几件遗物，被家人摇头挡了回去。

他生前说自己喝酒向来花自己的钱，走的时候带一瓶就够了，喝完这杯，正好上路去寻母亲，不必惊动任何人。

许世友这一生，粗犷，刚烈，爱酒，重情。

可让人记住的，是他到死都算得清一笔账，公家的钱归公家，私人的酒归私人。

为几块钱的差价大发脾气，在旁人眼里近乎固执，但正是这点固执，撑起了一个人最硬气的骨头。

他走了，留下一瓶酒、一只杯子和一片沉默的山坡，什么都不缺了。